公立医院的亏损账(1)

公立医院的财务制度普遍落后，意味着各项医疗服务的真实成本很难获取，其亏损表象背后隐匿着一条不为人知的利益链条。

如果你问朱忠远，现在什么行业最有利可图，他一定会告诉你，投资医疗吧。

作为管理着120亿元基金的景林资本董事总经理，朱忠远还准备加大对医疗行业的投资，他估计医院的利润率达到30%并不困难。朱还不是胆子最大的，另外一名投资了三甲医院的一家国企总裁估计，部分三甲医院的毛利率能达到50%。

许多公立医院的院长却在一直喊穷。

对于资本界的乐观精神，北京某三甲医院院长张平感到颇为尴尬，每年，他所在的医院要从政府拿到5000多万的财政拨款，才能维持收支平衡。当他听到医院的毛利润最高能有50%时，他激动得连连摆手，“不，公立医院的利润率没这么高”。他的例证是，在美国医院的净利润率也不过3%～6%，“在全世界，医院都不是好生意”。

张平坦承，医院有一些科室确实容易赚钱。但是综合类公立医院同时也要运营不赚钱的科室，整体来看，综合类公立医院不可能赚大钱。朱忠远和上述国企总裁，则用行动证明了他们没有在说谎。景林资本管理着总额高达120亿元的基金，医疗投资是该基金的四大投资板块之一，目前仍在追加投资;而另一位国企老总则斥资10亿元，投资了昆明市一家市属三甲医院，预计到2013年将投入运营。

看起来，医院就像一个围城，资本方动辄掏出数亿资金大胆试水，而身在其中的院长们却苦不堪言。

公立医院病了

张平过早谢顶了。六年前，他开始担任某三甲医院院长，随后在医院进行了一系列阻力重重的改革，改革的目的之一，就是减少医院的跑冒滴漏，降低医院亏损率。2010年，该院的总收入为17亿左右，拿到政府拨款5000多万，“收支刚刚持平，”张平说，亏损率为3%左右。

这看起来有点奇怪，三甲医院平均110%～120%的住院率意味着医院是绝对的卖方市场，可是，根据张平掌握的同行情况，如果在收入中去除政府的拨款，几乎所有公立三甲医院都处于亏损状态。

张平所在医院位于北京繁华的市中心，衣着光鲜的人士在旁边的高档百货大楼里购买各类奢侈品。医院里，却完全是另外一幅景象。由于病人过多，住院部的楼道里塞满了临时病床，一些输液的病人斜斜地靠墙而坐，来自农村的患者蹲在鼓囊囊的包袱上，这一切让医院看起来像一个肮脏杂乱的火车站。

医院似乎成了中国最繁忙的地方之一。大部分医生都颇为疲惫，有的医生为了避免下午犯困，午饭都不敢吃饱。门诊医生一上午要问诊几十个病人。

另一方面，中国的医患矛盾又日益突出。今年3月23日，一名患者捅死了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年仅28岁的医生王浩。在随后的网络调查中，超过六成的网民却为王浩之死欢欣鼓舞。

伴随负面形象的是医生低廉的阳光收入。北京某三甲医院的一位年轻医生告诉记者，他每月的收入只有2000多元，上一次夜班补贴20元，“我上完夜班就熬到天亮，等着公交车开始运营，20块钱根本不够打车”。

张平称，他所在医院员工平均年薪达到了17万左右，而主任医师平均为40多万，“你最好匿名，因为我们医院比同行高了不少，曝光了又要挨骂”。

在美国，医保基金支付给医院资金总额的70%用来作为医生的收入，另有15%用于药品流通，余下的15%则用于医院的运行。而在中国，只有30%的医院收入用来给医生发薪水。

由于医生的合法收入过低，通过过度诊疗补偿其收入至合理水平，成为了潜规则。“患者和医保要负担整个药品的费用，而医生的回扣只占了一小部分，医生为了获取一块钱的收入，可能要给患者开十块钱甚至更多不必要的药，很不经济。”张平说。

2010年，张平通过该院的医疗信息系统发现，一位外科医生开出的某药品的数量，是其他同科室医生平均水平的28倍。而且，上述药品并非必需药品，“最终我们取消了该药品生产厂家的供应资格”。但是，在国内绝大部分公立医院，并未应用这样的信息系统，因此，医生们的过度医疗行为很难得到应有的监督。

民营医院只是改变了药物采购制度，就规避了这个问题。在云南，民营医院几乎都是直接从厂家采购药品，断绝了医生收受回扣的通路，很多药品的实际采购成本比公立医院低了40%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