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各国医疗保障制度的成败和中国医改将何去何从?医疗卫生服务和“公安”“国防”服务类似有很强的“公共物品”性质,将这样的服务放手交给私营机构,而且是营利性私营机构提供是否合理,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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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教授:确实如此,而且供给不足的根源是政府过度管制。除了刚才提到的那个199比2 的数字,下面的统计数字也很说明问题:在1985年全国城镇居民年平均食品消费额351.7元,医疗保健消费16.7元,比例是100:4.75;到了2005年这个比例变成了100:20.6。农村家庭的消费比例也经历了类似的变化1985年是100:4.1;2005年是100:14.5。从绝对数额来看20年中医疗保健消费增长了36(城镇)和22(农村)倍。比医疗保健消费增长更快的是交通通讯,20年间消费增长了69(城镇)倍和44(农村)倍。这个消费结构的变化是经济发展的必然。不是说我们1985年比2005年更健康更少沟通,是生活方式改变了。
主持人:可是似乎没有听说“电信难,电信贵”的抱怨。
周教授:这几年没有了,在电信行业严格管制的阶段,固定电话初装费5000元、排队3个月,那时候抱怨还是有的。医疗行业的矛盾在于政府过度管制,加剧供给不足。1980年政策上就允许了私人行医,但是直到2005年全国95%的病床床位仍然是国有医院提供的。过度管制加上需求增长,一个副产品就是“黑市”,对于医疗行业来说就是“非法行医”的巨大市场。根据2005年7月的一次全国范围内对“非法行医”的严打结果,在抽查的15.7万户医疗机构中,3.4万户属于无照行医,占总数20%,这还不包括将近1万户“局部”非法行医(雇佣无照人员)。从具体行业管理来看,各地区卫生厅局对“过度竞争”的担忧,和对国有大中型医院的保护也非常普遍。远的不说,2001年前后台湾长庚集团败走北京的故事就是个很好的注脚。
迈克尔:等等,等等,我才听明白,周教授三绕两绕,又回来了,还是要让政府之外的力量来做医疗服务。这个俺说啥也不能答应。用你们经济学家的话说,“公共品”的生产不能交给市场。
周教授:说得好,我正想谈谈这个普遍的误解......
主持人:迈克尔刚才刚刚问到的问题很有代表性,医疗卫生服务和“公安”“国防”服务类似有很强的“公共物品”性质,将这样的服务放手交给私营机构,而且是营利性私营机构提供是否合理,可行?
周教授:这是个常见的误解,认为一谈到“公共品”政府就需要出面从生产到消费全部包圆。甚至在经济学家中也普遍存在这个误解。当经济学谈到“公共物品”的时候指的是物品的消费特性,而非生产特性。以国防为例:国防是标准的“公共品”,政府代表全民制定国防政策,编制国防预算,筹集资金用于人员招募和装备采购,政府不筹资,指望民间个人投资国防是不可能的,这是国防的消费特性。但是从生产特性来说,不存在“公共品”这个东西,波音公司制造客机和制造战斗机从经济上来说没有什么不同,被服厂生产军装和工厂制服也没有本质的差别。所以“公共品”不可以由民间营利机构消费(采购),但是完全可以交给民间营利性机构生产。在现实生活中,我国农村乡医长期以来实际承担了农村基础免疫工作,乡医是独立营业的私人,但是政府通过购买其服务(每年1000-2000元的劳务费用)实现计划免疫的“公共品”生产。在经济学上一个专用的词来形容这种合作模式为“公私合作”(Public Private Partener PPP)。
迈克尔:话是这么说,可是经济学的分析太抽象,应用到医疗卫生方面还是让人不放心。
周教授:我们回到医疗卫生服务领域。从历史全局来看关于医疗卫生服务机构的组织安排,我们可以看到有四个基本现象:1)人类各个社会的大多数历史时期中,是私人行医主导的。譬如中国五千年文明,绝大多数时间都是靠私人行医,即便有官医、御医,也不过是为帝王服务的私人医生。当代各发达国家包括“英国模式”在内,私人医生、私立医院也从来没有被全盘废止过。2)私人行医和私立医院一般都是营利性的,但是从古到今,私医通常担负一些非营利性服务。3)在西方古代城邦中萌生的非营利性医院,服务于济贫、宗教、军事、医学科学和人道的目标,在近代得到很大发展,成为与营利性公司化医院并行的医疗服务机构。4)在前苏联社会主义模式下,产生了由国家全盘包办的非营利性医疗服务体系。比如我国在20世纪60年代建立起来的公费医疗、赤脚医生体系。简单地说:营利性私医构成了人力医疗服务的基础。公共卫生以外的一般医疗服务,并非“公共品”,不但从生产供给的角度看,医疗服务的资源利用有很强的竞争性和排他性,就是在需求角度看,消费医疗服务也是竞争性和排他性的。既然如此,公共卫生以外的医疗服务,以竞争性市场制度来调节供求,顺理成章。
主持人:周教授,刚才你说即便在英国的NHS体系下仍然存在私人医生和私立医院?
周教授:不但存在私人医生和私立医院,而且存在商业保险。NHS在为100%的全国居民和外国正式留学生提供医疗服务的同时,消耗了英国每年8-9%的GDP。付出如此巨大的成本后,只保证了公平性(人人得到医疗照顾),但是效率不高,居民抱怨很大。NHS今年的一个重要行动是降低患者等待时间,目标是将等待时间控制在18周之内!可以想象这个等待时间对于很多患者是不可接受的。结果是有经济能力的人,比如大公司员工、大学教授等,在NHS之外选择了商业医保。支付了额外的费用后,商业医保用户可以通过商业医保渠道更快地见到医生。有趣的是,这其中很多医生就是NHS系统的医生,据说这些医生75%的时间在为NHS工作,得到其25%的收入,另外25%时间为商业医保工作,得到其75%的收入。当然能被商业医保选中的医生,都是在NHS内有良好声誉的。统计数据显示,即便NHS为全民提供了免费医疗服务的前提下,2002年--2003年间英国医疗费用的15% 是通过商业医保支付的。
迈克尔:周教授,你不是要说英国NHS最后要走回到美国的商业化道路上去吧?那我就要崩溃了。
周教授:迈克尔,注意到刚才你在逻辑上有个小漏洞吗?找到这个漏洞,我们后面的分析就舒心多了。
迈克尔:眼看着话题就被经济学家带到沟里去了。幸亏来前儿我都准备好了,主持人,把我带来的短片放一放,让经济学家和经济学家掐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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