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医疗机构借助大数据监测医生工作

美国各地医院正掀起一场通过监测医生的目标达成情况(比如推荐做乳腺检测)来改变医生诊疗方式的运动。这一概念并非总是很容易就能让人接受。

心脏病医生文卡特·沃伦(Venkat Warren)说，他担心将会由“某个财会人员来决定医生的绩效”。他在想，医生们会不会被迫避开那些年龄更大、病情更重、有可能拉低其分数的病人。 沃伦博士问道：“(其意义)如果不是削减成本，那是什么?” 贝克博士回答：“是带来更好的效益。”

这样的交锋，源自美国整个医疗卫生行业所发生的变化。随着病历的编制从纸质图表改为电子手段，科技使医生的工作更容易监测。软件开发商正在出售处理相关数据的新的工具。Advisory Board Co.提供的Crimson软件现在已包含50多万名医生的信息，而2009年时还不到五万。

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医生将为医院联盟工作，而医院联盟有达成质量目标和削减成本的压力。很多医院联盟跟保险公司签署的协议都抛弃了“按服务收费”，即为单个医疗流程付费的报销模式。

保险公司自己也在越来越多地跟踪医生的成绩。它们正在逐步地转向为病人的全程治疗支付固定费用的模式。这种制度意味着，医生如果提供成本高于平均值的医疗服务，就有可能超支。

联邦卫生法加快了这些趋势。根据该法，联邦医疗保险(Medicare)计划对医院的偿付和惩罚将与医院的质量评估表现(特别是高成本的再入院治疗)挂钩。该法还在联邦医疗保险计划名下设立了一项针对“负责任医护机构”的新行动，为它们的效率和质量表现提供额外的奖赏。

医院管理层认为，为了在这种新的医疗经济学中取得成功，他们必须依靠医生，因为在采用哪种治疗方法、检测手段和药物的问题上，几乎所有关键决策都是由医生做出的。蒙茅斯医疗中心(Monmouth Medical Center)负责临床效率的副总裁托马斯·海力奥蒂斯(Thomas Heleotis)说：“医生是最后一个待开发的领域。”蒙茅斯医疗中心从属于新泽西州七家医院构成的医院联盟Barnabas Health。

几年前，海力奥蒂斯召集蒙茅斯20名成本最高的医生，与每一位医生单独坐下来一起梳理他们的数据。他说，好几位医生后来砍掉了重复检验、每天进行X光扫描等项目，如今这20位医生已经不再位于成本最高之列。他说，他们的病人死亡率和并发率评分也有改善。

这当中有些方法在以前也尝试过，结果有好有坏。20世纪90年代，医院收购医师联合执业团体，保险公司尝试按每个病人、而不是每项服务的费用来为医疗服务买单。此举遭到病人和医生的反对，很多这类行动在经济上归于失败。而将医生的报酬与其绩效挂钩也不是新概念，其有效性也是有争论的。

部分医院管理人员认为，这次不同的地方在于新技术的存在使得每一位医生的情况都能够得到更密切、更快捷的跟踪，而新的保险报销模式也考虑了质量目标。但由于很多此类措施是以前所没有的，加上其他一些原因，覆盖全面的结果甚为寥寥。Advisory Board说，在使用其软件达到三年的医院里面，病人住院时间平均下降了2.9%，再入院数量下降了4.5%。

全美各地的医院管理人员说，很多医生、特别是年轻医生对此乐于接受。但另一些医生则有一种被人指手划脚的感觉。得克萨斯州医院联盟Baylor Health Care System心脏病医生、技术主管迈克尔·西尔斯(Michael Sills)说：“整个受教育过程就是让医生成为决策者，成为船长。”而现在，将会有别人来“监控他们的效率，监控他们的成本，他们肯定不会喜欢”。因担心引起医生的反感，医院在反馈监测结果的时候，都是让Memorial Care的贝克博士这样的医生、而非外部人士来主持座谈会。管理层说他们这些措施是与医生“结盟”，而不是对他们指手划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