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廉价创新医疗设备将“受宠”

在医疗创新史中，技术进步总免不了会与成本升高联系起来。但是，我们正处在一个独一无二的时刻——此时，医疗界的孤立状态即将被出色的数字基础设施打破。看看计算机的成本就能明白——在过去二十年间，计算机成本不断下降，而容量和性能却大幅提升。这种趋势会在何时，以怎样的方式延展至医疗实践领域?在医疗实践中，哪怕微小的实质改进，都会引起成本上升。

让我们以医疗界的代表性装置——绕在医生脖子上或装在白大褂口袋里的听诊器为例。热内·雷奈克(René Laënnec)在1816年发明了听诊器。但之后20年，医疗界都未将听诊器作为常规设备加以应用。这一滞后反应了医生们的保守天性——他们拒绝学习心音知识，拒绝让某个装置介入到自己的回春妙手和患者之间。

近200年的时间过去了，如今，经济的力量在大大减缓心脏病医疗界对一款功能强大的听诊器替代装置的接受过程。我现在不使用听诊器，而是在一款装置上用眼睛观察患者的心脏状况。该装置是一个高分辨率的微型超声波探头，体积大不过一个手机。事实上，在我的诊所中，过去两年里我都没用过听诊器检查过患者的心脏状况。

如果我可以明明白白地看到与心脏状况相关的一切实时信息，那么我为什么还要去听“扑通扑通”的心音?心肌的相关精细超声波图像可以作为常规体检的一部分，在数秒之内就可全部获得——显示出心肌的收缩性、厚度、心室大小、心脏瓣膜以及心囊。我可以一边获取图像，一边与患者分享和讨论，可以将视频记录载入电子病历，并发送给患者或相关医生。这种便携式超声波装置的先期成本大约为7700美元，不过无限制地读取数据也无需额外费用。

这些优点使得这类小型装置成了美国医疗保健日常业务的一个巨大挑战。在美国，每年超声心电图(心脏超声波)的检查次数超过2000万次，腹部超声波和胎儿超声波检查次数也大致如此。这类诊断每次都是在专门的实验室环境中进行的——不是在医院里，就是在医生诊所里，而且使用的是昂贵仪器，专业和技术服务费加起来要1000到2000美元。这里面的数学简单明了——如果便携式超声波装置融入常规体检，就像我们利用听诊器一样，那么每年就可以节省数十亿美元的不必要收费。

而这恰恰是应用便携装置节省医疗费用的困难所在，也是医疗界在接纳低成本创新方面犹豫不前的原因。因为，节省费用就是对医生和医院收入的一记重击。并不仅仅是医生——比如那些拒绝使用听诊器的医生——具有内在的保守性。美国“按量记账”的医疗保健模式所营造出的经济环境，不利于成本节省技术的应用。相比之下，便携式高分辨率超声波装置已作为突破性进展，在诸如印度、中国和巴西一类的国家中得以快速采用并受到欢迎。

这仅仅是一个简单例子：说明了如果美国医疗卫生行业没有被偿付制度(reimbursement rules)所掣肘，那么廉价型创新——即把工程创新与较低成本相结合的创意——将会如何实现。我们现在拥有无线传感器，可以帮助我们通过获取睡眠研究的所有相关数据——呼吸率、血氧饱和度——来对睡眠呼吸暂停综合症进行诊断。这些数据在患者家里就可以轻松采集，花费还不到100美元。但是，当下医疗界还是一直使用每晚3000美元的医院睡眠实验室来进行这类诊断工作。

我认为，医疗界的大转向就要到来：技术进步将最终帮助我们克服偿付方面的问题，颠覆医生、保险公司和医院仍在依附的经济模式。随着医疗界对移动无线设备的数字基础设施的逐步接纳、对无所不在的连接、不断扩大的带宽、云计算、超级计算能力以及互联网的逐步开放，这一刻终将到来。以这些数字化功能为基础，能够产生一系列专门的医疗技术，如基因组测序、生物传感器、高级成像和健康信息系统。所有这些将导致我所称的“高分辨率人”的出现，即：一份有关个人分子生物学、心理学和解剖学的全面、详细的描述档案。

简言之，医疗领域有潜力以一个低得多的价格，获得并应用更先进的技术。但是，不要指望着医疗界、政府或生命科学产业自己去做改变。我认为，当消费者有需求时，变革就会到来。阿拉伯之春运动(The Arab Spring)和占领华尔街运动(Occupy Wall Street)已经显示出社交网络的影响力，民众将它作为表达诉求的一种方式。如果下一个被“占领”的是医疗保健行业，也不必大惊小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