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疗共享“内外”交困 发展模式急需探讨(2)

到目前为止，该网络已经遭受了百余次系统与网络故障的打击。就在今年7月份，网络系统还停运了三天，一些关键功能如病人管理系统出现中断。

在国内，由厦门卫生局主导的区域医疗信息共享建设值得称道。这个由三家大医院和几家小医院组成的联网信息系统已经成功运行起来，这在国内其他地方是少有的。医生现场登陆病人医保卡号，立刻可以调出病人在A医院的检查结果和用药，也可以调出在B医院的就诊情况信息。

但在使用过程中，系统的稳定性、可靠性还是会有些细节的问题。比如某个检查结果可能没对上号，也可能找不到了，大量数据一致性的保障还存在很多技术问题。

沈韬对此总结到，国外医疗信息共享的步伐比国内快很多，但由于其覆盖的面广，涉及的人数众多，一旦系统建立起来，大量的数据访问量、系统稳定性以及信息的一致性都会出现很多运行障碍。

有资料显示，美国全功能电子病历投入使用的比例始终在12%到13%，医生真正使用电子处方的只有20%，虽然每年都有一大批医院在上马电子病历系统，但实际使用的数量并没有明显增长，可见其中的困难也是很大的。

只是，由于项目进程中的诸多问题，英国国家IT发展计划的预算已经从最初的120亿美元增加到现在的240亿美元，而且目前只有一半系统上线运行。“国家IT发展计划正如梦游般走向灾难：进度大大落后于原定计划，预算已经螺旋式上升，关键系统持续正常运行的希望越来越渺茫，医护人员对其失去了信心。”一位国会议员发表的报告中如此反思。

各自探讨可行模式

对于医疗信息共享的发展模式，目前世界上存在两种情况：一种是政府主导，一种是市场主导。前者的代表有英国、加拿大、德国，后者的代表有美国、南非、巴西等。

政府主导的模式，好处在于提供了医疗信息共享的执行基础，但是共享的内容很有限，凡是政府管的，驱动力就不够。而凡是市场驱动的，标准化又不够。美国的特点是政府主导，产学研参与，政府做组织工作，利用产学研的力量，但仍然以市场为主、产业为主。

相比而言，国外的建设模式相对已经成型，国内由于还处于建设的“初级阶段”，采取何种建设模式还在逐步摸索过程中。目前，区域医疗信息共享是最为直接的“共享”形式。

早在1995年，北京市宣武区就形成了以友谊医院和宣武医院为依托，解决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双向转诊和人才培养的“对口支援”模式，社区居民手持“社区专用直通检验申请单”，并加盖“宣武区社区卫生服务医疗协作”专用章，就可以去对口支援的医院免挂号就诊断。

如今在政府提出“人人享有基本卫生保健”的目标下，北京市东城区采用了“以社区中心为主导、地区政府买单式”的建设模式。地区政府是社区卫生信息化建设的主导力量，统一规划了社区信息化，并出资建设社区卫生信息系统。

这种模式的好处在于，地方政府有足够的能力进行信息系统的整合，方便对整个区域的卫生信息进行统一规划和管理。但是，如何与医院之间进行信息共享，实现期待的双向就诊，则没有考虑进去。

平衡利益攸关者

事实上，东城区建设试点只是社区级的尝试医疗信息共享，放到更大范围内考察医疗信息共享，现实的利益问题将会直接暴露出来。

在国内，地区差异和医院差异非常大，不同医院的信息化发展水平不平衡。如果实现医疗信息共享，一个病人在A医院做了一次肝功能检查，转到B医院后则免去了B医院做肝功能检查的收入。而如果A医院是个设备相对落后的一、二级医院的话，作为三甲的B医院医生可能会以不信任为理由提出再做一次肝功能检查，这也是对病人的健康负责。两者间很难判断，这对于医疗信息共享的实质就产生影响。

和英国一样，国内推动医疗信息共享的主体基本是政府。国外有一个研究，政府主导实施医疗信息共享，初期的投入是逐渐增加，一段时间以后则慢慢持平，再往后就会省钱—减少政府的卫生支出。因此，在沈韬看来，政府主导推行医疗信息共享的目的，除了减少老百姓的看病成本外，还有在于节省政府的卫生开支。

这一点，与医院的长远发展存在直接的矛盾，尤其对于那些综合性的三甲医院。“由于体制的原因，大医院在医疗信息共享上，首先顾虑的就是自己的利益受到损失，目前的医院基本都是自负盈亏，利益的损失将是没人愿意承受的。”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医院负责人告诉记者。

同时，沈韬的看法则是建议政府必须出台相应的政策以鼓励、诱导医院积极参与到医疗信息共享中来。比如在美国，本来可以来A医院做的检查，病人已经在B医院做了，那A医院就有收入损失，对此，政府有相应政策可以给A医院提高医疗报销的比例，一定程度地补偿A医院因此受到的损失。如此一来，各家共享医疗信息的医院就有了动力。

“应该说，有利益考量的不仅仅是医院，医疗信息共享还会涉及一系列的利益悠关者，所有人的利益都需要平衡，共享才能顺利。”沈韬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