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生部：2020年国民将实现95个健康指标(3)

弥补健康领域的投入“欠账”

到2020年，政府卫生投入占财政支出的比重目标是11.0%，相比2010年几乎增长了一倍。那么确定这一比例主要考虑了哪些因素?

刘远立：在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政府财政收入持续增加的情况下，让政府在健康这个最为重要的民生领域增加投入是完全必要也是可行的。说它必要，首先是因为实施一系列重大的公共卫生行动计划本身需要增加政府投入。与此同时，由于很多政府官员还保持着“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心态，如果没有一个明确的要求，包括健康在内的社会领域的投入就很容易被忽视，这也是为什么实施新医改国务院还要和省政府签责任书。

从表面上看，政府卫生投入占财政支出的比重到2010年要翻一番，但这是同现在的极低水平(6%左右) 作比较的。随着经济的不断增长，卫生总支出占GDP的比重不断增加、政府卫生投入占财政支出的比重不断增加，这是全球范围内的一个普遍现象。不过，美国联邦政府卫生投入占其财政支出的比重超过20%，州政府超过30%，确实带来了相当大的财政负担，中国也需要“未雨绸缪”。

健康中国战略提出将医疗致贫率从2010年10%降到2020年2%。从国际范围看，这是一个合理的目标?实现这个目标，重点需要哪些措施?

刘远立：大幅度降低医疗致贫率确实很重要，我倒不在乎具体指标定在2%或1%更为合适的问题，因为医疗致贫率的分子分母都在动态变化之中，重要的是明显降低老百姓看病的经济负担，这是其一。

其二，单纯使用“医疗致贫率”不足以反映医疗服务个人可负担性的变化，还要关心那些由于“看不起病”而不去看病的人群，因为这些人群由于花钱很少甚至一分钱也没花，因而并没有被“医疗致贫率”这个指标所涵盖。

其三，提高医疗服务的个人可负担性是个系统工程，需要做两件事：第一件事是提高保障制度的覆盖面和保障力度，即提高报销比例、要求保障部门该花的钱要花出去，而不要让保障基金有过多结余;第二件事是合理地控制医疗费用，也就是要注意社会可负担性能否持续的问题。

所谓“合理”就是要一方面认识到医疗费用的不断上涨在所难免，另一方面要注意减少资源浪费、提高系统工作效率。美国科学院的一个智库最近测算出：2009年美国医疗领域的浪费高达7500亿美元，其中包括：不必要的医疗服务2100亿，低效率的服务1300亿，低效率的管理1900亿，过高的价格1005亿，失去预防机会550亿，弄虚作假750亿。我相信，在中国做类似的研究有助于帮助决策者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更加有效地控制医疗费用不合理的支出和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