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医疗信息化以网格超级计算机为基础

2008年10月末，在上海的“第三届健康与信息高峰论坛”上，就聆听了陈院士关于搭建“全民健康保障综合信息服务平台”的倡议，那时候就感觉到了陈院士的与众不同，言之凿凿，情之切切，“为农民兄弟做点事”一直萦绕在耳畔。在美国，两院院士有着优厚的待遇环境，而陈院士为何还要在花甲之年选择回到中国，扎根于中国的乡村？带着种种疑惑，我们采访了这位IT界的“超级巨星”。

“把超级计算机技术平民化”

1988年，当时已经是美国克雷（Cray Research）公司资深副总裁、首席设计师，甚至被认定为美国计算机之父克雷继承人的陈院士，选择在最辉煌的时刻离开并成立了自己的研发公司；1998年，陈院士根据市场需求和多年开发超级电脑的经验，再度创造了世界上全新的超级计算机系统架构和应用理念—超级刀片计算机；2004年11月开发出第三代速度为1万亿次的超级刀片计算机，并成功安装于中国军事医学科学院，用于最前沿的生物医学研究；2005年6月开发出第四代速度为4万亿次的超级刀片计算机，在当时世界超级计算机500强中速度排名第100位，而且实用效率领先……

“80年代，世界上80%最贵、最快的超级电脑都是我带领的团队开发出来的。那时，已经有一部分超级电脑用于肿瘤的研究与治疗、石油矿产、气象防灾、航天航空等方面。由于我研发的机器非常快，美国开始意识到这是一个宝藏，应该更深入地‘挖掘’，于是，政府开始每年平均预算大约5亿美元用来购买这些超级电脑，放到国家级的5个高校和10个国家实验室培养应用软件的人才。”在当时，陈院士和他的团队所研发出来的超级计算机都是面向大公司、国家级的大项目，福特、宝马、丰田、波音等大公司都有陈院士的机器用来做科研。一部超级电脑大约要1000万—5000万美元，只有美国以及与美国经济实力相近的发达国家才能养得起。由于技术垄断，中国当时买不到这样的机器也得不到相关的技术信息。这些超级电脑都是特制的，价格很贵，普通大众更是很少有人能买得起，身为华人的陈院士就想着有机会一定要把同样的经验和技术带回到中国来，把“超级计算机技术平民化”成为陈院士多年来的一个理想。陈院士本人也在这样的理想感召下，于2004年3月全时间回到了久违的祖国。

现在，全世界大的信息技术公司都在激烈竞争“云端计算”的巨大商机，而远在10年前，陈院士就已经设计出专用于“云端计算”的高效能可信“网格超级计算机”。二十年前，他所设计的超级计算机要卖到1000万美元，随着信息技术的日益成熟，现在网格超级计算机价格只需原来的十分之一甚至百分之一，而速度和资料处理能力却可以提高10倍甚至100倍。100万人口的城市放一部机器、一个机柜（大小像一个家用柜式空调机）就可以解决所有居民的健康档案的建立与应用问题，以此类推，北京有1600万的常住人口，放16部机柜就可以为全部居民建立一个以个人与家庭健康档案为核心的“全民健康保障综合信息服务平台”。早前，陈院士的技术属于精密特制型的，非常昂贵，中国的经济形势还不能适应这种信息技术的普及。在此情况下，怎样把同样的技术，由原来的非常贵，只有几个发达国家可以买得起，通过技术创新使其平民化，慢慢地扩大到每一个发展中国家都可以生产和使用？当然第一个想到的是自己的祖国—中国，先要回到中国把农村信息化建设好，再复制到中东、南美，全世界都可以联网—非洲的小孩可以通过远程医疗让中国医生用中医技术为他们看病；农区、牧区、矿区、藏族、回族、蒙古族、羌族等地区的小孩和大人，都可以在当地得到北京301医院或协和医院医生的诊疗……“在不太遥远的将来，这是一个可实现的愿景，”陈院士自信地说。

植根乡土，造福人类

自2005年底起，陈院士即全时间在中国大陆做农村信息化，尤其是农村的医疗信息化工作。以他在中国研发生产的“网格超级计算机”为基础，在农村与少数民族地区建立了有中国特色，支撑全民健康保障体系的综合信息服务平台的国家试点项目。

在中国搞信息化大有可为

中国有13亿人口，其中至少8亿在农村，农民的最大需求就是健康和下一代的教育问题，想一想每个农民的健康档案都运转起来需要多大的系统？而且这个系统不只是要处理海量的资料，还要快速运转。数据挖掘和分析得快，才能让人有信心继续使用下去。假如我要查我的健康档案，花费一个钟头才找到，那这个系统的存在就没有意义了”。这种情形下，陈院士首先想到要把基于中国最新的一代“网格超级计算机”的“信息超级网格”（云端计算）的信息技术先铺到农村，把驱动农村民生经济的应用全面带动起来，例如健康、教育、文化、物流、旅游、商务、农技、金融服务（小额贷款）等。陈院士表示，中国有强大的信息化需求是他回到中国的原因之一。

以应用带动创新与发展

有应用才能有创新和发展，陈院士第一次去试点项目的一家乡镇医院时，那里面没有厕所，患者住院上厕所时需要被抬到外面去，墙壁又脏又黑，桌椅是腐朽的，使人不敢走近，但每年还是能有100多万的门诊收入，这些都是城里人所不能想象的。做那个医院信息化的项目没多久，县政府就把整个医院粉刷，全部设备换成新的以便与陈院士的信息化项目配套。陈院士的医疗信息化项目带动了当地政府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做了一些创新的举措，这让陈院士非常感动，而这其中最受益的是当地老百姓。

陈院士希望能够把以个人和家庭健康档案为核心，以预防保健为主轴，以治未病、早期检测，早期治疗，人人“病有所医”为目标，具有中国特色的“全民健康保障综合信息服务平台”建立起来，这将是全世界最大、最先进、最高效率的由中国自主创新的全民健康保障信息服务系统和网络，也是真正的云端计算技术与应用实例，美国现在也没有。许多从健康与信息的交叉应用所衍生出来的信息技术和创新产业也都会被带动起来。

现在，陈院士在张家口做的试点工作效果已显现，以前有很多农民选择到北京看病，现在慢慢的不去北京了，都留在了张家口市医院、县医院或乡镇医院，为什么出现了这种转变？因为他们慢慢有信心了。同时，“新农合”政策的支持也是农民留在基层医院的主要因素—小病留在乡镇医院治疗，可报销80%，县医院可报销60%，市医院40%，若一定要跑到大医院治疗，只能报销很少一部分。将来的远程医疗更方便，农民能享受到大医院专家的会诊，就无须拖老带小、跋山涉水，跑到外地大医院看病，因小病而致贫。陈院士认为，国家在政策上还可以更进一步引导提升村医的地位，加强远程培训，让他们改农为医，如乡村教师的民办变国办，根据其服务人群性质提供基本薪水和保险，因为基础医疗卫生要靠他们。如何让村医能够专心做好“六位一体”的预防保健工作，如何考核、奖励村医也是政府决策部门应该考虑的事情。利用广泛试点工作总结经验，不断改革，大概五年内就可以调整过来。否则，人们认为全民健康保障系统非常复杂，不知从何做起。　

化解困难是一个过程

陈院士在美国生活了将近40年，回国后难免会遇到生活方式、习惯、政府制度、机制等种种的不习惯，但这些对于陈院士来说并不陌生，他说自己在台湾长大的时候就经历过这个历史过程，如今遇到类似的情况不会感觉太辛苦、太吃惊。小时候在台湾生活的时候帮母亲烧煤球，现在大陆有些农村也在烧煤球，在台湾成长时隔壁邻居有随地吐痰的，现在大陆这边的一些农村也是一样。自己不会因为面对这些而泄气，他知道这只是一个社会进展的过程。中国的地域太辽阔，有些事情处理起来较复杂，要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情必须要执著、要坚持，即使有各种各样的缺陷也必须要忍过去。

陈院士讲到了这样一件事，自己做的第一个农村项目选在国家重点贫困区域张家口，一年中大约有几个月的时间都在张家口的农村地区度过，冬季的夜晚温度有时能达到零下10度甚至零下20度。清晨为了赶火车回北京，要忍着零下十多度的严寒到一个火车站，而那个车站里没有暖气，经常要忍受冷得耳鼻要掉下来的刺骨寒风。为了取暖，团队中的几个人不得不自救取暖—绕着火车站内跑半个小时，用以产生热量。想象着一位年过花甲的老人长年奔波，在寒风中赶火车而冻得瑟瑟发抖的情景，不禁感慨万千。

辉煌之后，归于平和

当诸多的光环笼罩在周围时，难免会让人产生飘飘然的优越感，而陈院士对此的看法是：“任何辉煌之后，都会归于平和。失去了自然平和心态的人，充其量会成为一个戴着虚假面具跳舞的人。搞科研的人如果太计较名利得失，最终会被名利得失所左右”。陈院士一直强调，自己出自一个清贫的家庭，深受中国文化思想的熏陶。他始终认为自己是一个科学家，要全心专注于超级计算机的创新设计、应用开发、发明专利和产业化。“把更多更好的信息技术应用于民生经济领域，以造福广大人民，尤其是弱势群体”是陈院士孜孜以求的目标。

“在美国生活工作了这么多年，到我现在这个年纪就发现，人生不是为钱，不是为大房子，好名声，重要的是每天起床后能否感受到自己在做有意义的事情，能否让自己的内心感到幸福。不然，人老了不是躲在家里就是到公园里，慢慢颓废，孤独终老。当我做了让自己内心感到幸福的事情后，还能带着很多年轻人去做，形成一个工作热情相互感染的环境氛围，在年轻人得到长进的同时，我们老年人也得到了很好的滋润。看着曾帮助过的那些人用纯朴的眼神看着我表示感激时，我也感到非常激动。而我们走了以后，这些年轻人还可以把这件事情继续下去。现在大医院的医生都不愿意下乡，因为环境比较恶劣。但若通过大家的努力，把环境铺好，相信全世界的很多年轻人，比如台湾的医生都愿意帮助大陆的农民做些事情。如今，海峡两岸关系和谐，台湾现在医生过剩，我们就可以资助他们来大陆农村参加基础医疗卫生工作。有了这个平台就好做事，没有这个平台就很难做事。所以要把这个平台建起来，号召所有人才，年纪轻的、年纪大的、国内的、国外的、企业界的、基金会的人士一起来支持这件事，这是我的目标”。谈到对名誉的态度时，陈院士一如既往的平和。

陈世卿小传

1944年出生于福建南平，毕业于台湾大学电机系，后在美国读硕士、博士。美国国家工程院院士、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美国《时代》杂志封面故事人物。曾担任美国克雷公司首席设计师和资深副总裁，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研制出世界上最先进的并行向量式超级计算机Cray X-MP和Y-MP，是世界电脑界公认的“超级巨星”。他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和专利的超级计算机，广泛运用于地质勘探、航天航空、生物制药、能源材料和气象预报等领域。在美国从事超级计算机研究30多年，是中国实时协作式超级刀片计算机和网格超级计算机的发明人，具有丰富的超级计算机及应用的专业经验，是一位有着强烈中国情结、愿将自己的技术与经验和和各行业人士分享的科学家。现致力于中国农村医疗信息化的建设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