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改试点为何首选友谊朝阳

9月1日，北京朝阳医院继友谊医院第二家三甲医院实行试点医药分开。接近一个月的医药分开试点，医院运营实际情况是否有显著改变?患者的医药费用是否下降?医院的诊疗服务有没有相应提高?，请北京朝阳医院执行院长陈勇针对人们最关注的医改话题进行一一解答。

为何选朝阳医院、友谊医院打头阵?

记者：陈院长，您好，请先简单介绍一下北京朝阳医院。

陈勇：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创建于1958年2月24日，是北京市卫生局直属医院，是集医疗、教学、科研、预防为一体的三级甲等医院，是首都医科大学第三临床医学院，也是北京市医疗保险A类定点医疗机构。

我们的优势学科是呼吸学科、心脏中心，泌尿外科中心。另外，还有一些老牌的优势学科，例如职业病、感染科、危重症医学等等。作为首都医科大学的教学医院，医院还有8个学系设在朝阳医院，还有很多研究中心，包括泌尿外科研究中心和临床检验中心。

应该说，朝阳医院现在是一个以呼吸学科为领头，多机构并重发展的、综合实力比较强的医院，综合实力强是它的特色。

记者：很多人都有一个疑问，为什么医改的试点选择在朝阳医院和友谊医院，最初选择的标准是什么?

陈勇：医药分开改革最早确定朝阳医院和友谊医院作为首批试点单位开展。之所以选择这两家医院，是因为两家医院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都是以综合服务能力强为特色的，不是专业能力很强的医院。

综合医院有一个特点，就是药品收入在医院的收入中占的比例较高。在过去看来，医院的补偿是按药品加成，就是老百姓常说的以药补医，医院对药品收入的依存度更大一些。所以，越是这样的医院，实施医药分开的改革难度就更大一些。

所以，北京市此次医药分开试点改革有一个特点，就是先找硬骨头啃。我们这两家如果能改革成功，把药品加成取消，取消挂号费、诊疗费，通过增设医事服务费，能够在不增加患者负担的情况下把这种补偿渠道平移转换，把过去药品加成这块收入转换为医事服务费。这种转换如果成功，其他一些对药品加成依存度较低的专科医院，就自然能够更顺畅的改革下去。

但是为什么两家医院不同步呢，因为朝阳医院的门急诊的服务量比较大，改革起来对社会的影响面比较广。友谊医院当然也是一家门诊量比较大的医院，所以实施之前，为了稳妥起见，决定先让友谊做。但是，我们也已经做好了准备，只要友谊试点是平稳的，我们就跟进。按照这样的安排，友谊医院试点7月1日开始，试点两个月后基本平稳，平移转换这种模式大大成功。所以，我们9月1日就跟进了。

医院最显著变化 莫过于诊疗行为的改变

记者：朝阳医院试点医药分开接近了一个月，这一个月以来，医院发生了哪些明显的变化?

陈勇：我自己感受最深的、最显著的变化，莫过于医生诊疗行为发生的改变。

医药分开的改革在外人看来可能就是药品加成没了，增设医事服务费，就是把药品加成转移到医事服务费上来了。看似好像很简单，但是背后蕴含着改革深意。

首先，改革一刀斩断了医院和药品之间的利益链条。对医院来讲，药品销售不再给医院带来利益，这是一个根本性的改革。同时，通过增设不同级别的医事服务费，普通号是42块钱，副主医师号60块钱，主任医师号80块钱，高级专家号100块钱，以20块钱的层级拉开差距，这样就更充分、更合理地体现了不同级别的医生的技术价值和劳务价值，这要比以前体现的更加充分。

从利益机制上讲，其实是改变了医院经营发展的一个价值取向。过去医院为了维持发展，获得应有的补偿，更关注药怎么卖出去。现在药不是主要的，取而代之的是医疗服务。因为，病人如果找你看病，肯花医事服务费，你就有收入，如果你服务不好，患者就不再来了。

这样的改变，可以更好地促进医院服务的改变，也能更好的体现医院的公益性。我经常在工作中提到，我们再高级的专家，挂号费不过就14块钱。在只有卖药多才能体现出价值的旧体制中，他们甚至不如某些开药多的年轻医生。

这种利益机制，从某种意义上说，也诱使部分医生开大处方。大处方不仅加大患者的用药负担，更重要的是危害患者的用药健康。所以，我们也深刻理解这次改革的含义所在。

在这次改革筹备时，我们就明确了一个目标：一定要利用这次改革，来调整、规范医生的诊疗行为，加强合理用药。在利益的驱动下，医生会不知不觉地忘记合理用药的原则。现在有了一个好的利益机制，我就鼓励我们的医生，约束我们的医生，你不能再开大处方、滥用药了，必须坚持合理用药。通过加大这种管理，也使我们医院这种服务，让老百姓得到更安全，性价比更高的服务。

院长简介：

陈勇，男，主任医师，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执行院长、党委副书记。

1986年毕业于首都医科大学中医药学院中医专业。曾参与多项科研课题的研究，先后获得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科技成果二等奖、北京市中医药管理局科技成果二等奖。工作期间发表论文十余篇，参与编写《美容中医学》、《中医美容学》、《美容祛斑100法》、《皮肤病中医特色治疗》等专著五部，发表《老年瘙痒的病因与防治》等科普文章二十余篇。

曾参与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医病证诊断疗效标准》、《中医全科医师培训大纲》的制定，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关于《中医医院分级评审技术标准》的修订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