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生部：2020年国民将实现95个健康指标(1)

卫生部在新近完成的“健康中国2020”战略研究报告中，勾勒了2020年中国的健康图景：主要健康指标基本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并提出10个具体目标和95个分目标的量化要求。

即人均预期寿命将从2005年的73岁增加至2020年的77岁；婴儿死亡率会从2010年的13.1‰减少至2020年的10‰；孕产妇死亡率要从2010年的30/10万(人)降低至2020年的20/10万(人)；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由2010年的16.4‰下降到2020年的13‰。更重要的是，首次提出规划实现的财政保障措施，即履行政府职责，加大健康投入，到2020年，卫生总费用占GDP的比重达到6.5%～7%。其中，政府卫生投入占政府财政支出的比重达到11.0%。

距离“基本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的目标时间还有八年，而实践中的距离又是多少?

慢性病患病率和死亡率的上升已成为时下中国健康领域的棘手问题，病毒性肝炎、结核、艾滋病等重大疾病的防控问题仍旧突出，城乡居民的疾病负担仍旧沉重，尤其是大病。而生活方式、环境污染等因素，也对居民健康的危害日益增大。

中国于2009年启动了新一轮医改，探索以体制、机制改革的方式解决老百姓“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刘远立认为，中国的新医改是解决“病有所医”，而“健康中国2020”还要实现“病有所防”。

刘远立是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教授、卫生体系学创始人之一，直接参与了卫生部“健康中国2020”战略规划的制定。在总结了诸多国家健康战略的实践经验后，刘远立指出，健康战略的实现需要稳定的社会环境、充足的资源投入、多部门协同机制，更重要的是进一步鼓励和支持(而不是限制)社会组织的参与。

“健康中国2020”两大关键目标

中国期待到2020年国民的主要健康指标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从已有的国际发展实践经验中，是否也有国家曾实施过类似的发展战略?其在目标和指标的设定方面，与我国有哪些不同?又对我们提供了哪些参考?

刘远立：其实，制定健康领域的战略规划对于很多国家以及国际组织来说，并非罕见。

上个世纪70年代由世界卫生组织倡导的“阿拉木图宣言”就提出到2000年实现“人人健康”的目标。进入21世纪时，联合国又提出以反贫困

为核心的“千年发展目标”。美国从上个世纪70年代末开始的“健康人民1990”、 “健康人民2010”、“健康人民2020”的十年战略规划的制定与实施，恐怕是目前世界上在健康领域规划周期最长、指标最全面、涉及部门最多的一个国家。泰国的“30泰铢计划”(全民健保计划)十分强调降低医疗费用的个人负担， 墨西哥的“大众健康保障”计划也明确提出了增加政府卫生投入占GDP的比重等量化指标。

“健康中国2020”则是基于中国在未来10年所面临的主要健康挑战、客观存在的主要薄弱环节、我们拥有的主要比较优势等制订出来的。主要特色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注意了系统性，例如：既涉及传染性疾病又涉及慢性非传染性疾病的控制;二是突出了“预防为主”的方针和中医药作用的发挥，与正在进行的医药卫生体制的改革相辅相成;三是强化了政府的作用。

在“健康中国2020”的总体目标和具体指标中，您认为哪些目标是最关键的?

刘远立：我认为最为关键的有两类：一是有关脆弱群体，二是有关资源保障。

过去的很多规划只注意平均数、平均水平的提高，而不太注意公平性和关照脆弱群体。改善脆弱群体的健康状况不仅是个公平问题，同时也是一个效率问题，因为与非脆弱人群相比，花同样的钱所带来的脆弱人群的健康状况改善，其幅度要大，从而能够更加有效地提升总体人群的健康水平。

至于资源保障，是指如果没有足够的资源投入，就会出现“规划规划，墙上一挂”的现象。因此，“健康中国2020”明确提出政府卫生投入占政府财政支出的比重达到11.0%(目前只有6%左右)。没有这个指标，其它很多指标就很可能落空。

中国提出“健康中国2020”战略出于怎样的考虑?从现在起到2020年，实现这一战略的过程将面临怎样的客观环境?

刘远立：首先，“健康中国2020”战略是新医改战略的一个必要而有力的补充。如果说新医改主要解决的问题是“病有所医”，那么“健康中国2020”主要解决的问题则是“病有所防”。

我们还应当看到：提高健康公平性，确保医改成果为人民共享，实现社会经济与人民健康协调发展，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基础性工程。另外，实施以重大专项、重大工程为切入点的国家健康领域和健康产业发展战略， 也有利于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带动新兴产业发展和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

有一些重大的发展机遇，包括人民健康消费“内需”的迅速增加，科学技术的日新月异，特别是信息技术给医疗供需双方所带来的便利

然而，我们也应当清醒地认识到，从现在起到2020年，实现这一战略的过程还面临着重大的挑战和一些不确定因素。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在减缓，人口老龄化在加速，过去几十年所积累的包括环境污染在内的公共卫生危险因素正在发酵，慢性病在很多地区将出现井喷式的爆发。政府原计划的重大卫生投入会不会因为突发事件和决策者及其理念的变化等原因而不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