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一项针对37位加拿大家庭医生的五个重点群体进行的研究发现，即便是出于公共健康的目的，家庭医生也不愿意提供患者的详细信息，以保护病人的隐私。
【HC3i独家翻译】最近的一项研究发现，在对待披露患者身份信息的问题上，即便是出于跟踪流感等公共健康的目的，家庭医生也不太情愿。
渥太华大学和东安大略省儿童医院研究所电子健康信息领域的加拿大研究主席Khaled El Emam发表的一份报告表明，在2009年甲型（H1N1）流感高发期，即便是出于公共健康的目的，家庭医生也不愿意提供患者的详细信息，以保护病人的隐私。
El Emam指出，这些研究结果在今天显得尤为重要，因为它们能使我们更好地了解无法回避的下次疫潮，并为做此做好准备。“在公共利益和个人隐私之间有一个权衡。如果我们偏向公共利益一边，那么所有人的医疗数据就可以无条件的获得，”El Emam说，“如果我们偏向个人隐私这边，那么健康数据就不能在未经许可的情况下共享，而这无疑会增加公共健康的风险。医生是保护患者信息重要的‘把关人’，所以我们有必要更好地了解他们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会愿意提供病历，以达到人人受益的效果；我们不需要做出权衡。”
这项针对37位加拿大家庭医生的五个重点群体进行的研究找到了他们不愿共享信息的三大原因。第一，医生由于关心患者的隐私，不知道数据的使用是否仅限于解决流行病的问题。第二，他们也不清楚向公共健康机构透露信息是否能够使自己和患者得到直接的好处。第三，人们也担心如何使用这些数据对他们的工作进行评估。
El Emam及其合作者利用这些结果，构建了一个模型，指导公共健康机构与家庭医生进行合作，促进数据共享用于疾病监测。模型重点关注的一部分问题是收集、控制和意识问题，并提供了以下建议：
•尽量不采取识别数据的做法（例如对接触者追踪并不需要身份信息）
•通知患者
•确认对患者的利益有直接关系
•收集数据后，为医生提供可付诸行动的、清晰的定期反馈
•获得专业学院的支持
•将与医生签订数据共享协议的工作落实到位
“研究结果为公共健康机构获得更多社区医疗实践信息提供了一个清晰的路线图，”El Emam说，“需要对病历进行妥善地匿名化处理，必须向医疗保健医生提供及时的、可付诸实践的反馈。不能想当然地认为医学界愿意无条件地提供数据。”
原文标题：Docs averse to sharing patient data, even for public health
原文作者：Molly Merri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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