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生如何与社交网络相处？

凯琳·克雷蒂安医生在《今日美国》上发表的文章中写道：“但是，请不要邀请我成为你的朋友，也就是说，不要在Facebook上加我。”她对一类医生进行了描述：“只要提到Facebook这个词，他们就会觉得毛骨悚然。Facebook太过个人化，存在太多潜在风险，太浪费时间。”她不希望与患者在Facebook上建立联系，还称：“若要做好本职工作，就需要划清职业界限。”在《纽约时报》上，丹尼尔·拉马斯医生的一篇文章，讲述了与一位住在ICU病房的垂死的年轻人在Facebook上交朋友的故事。当拉马斯再一次与该患者联系的时候，发现他已经去世了。这位医生因为未能及时回复患者的留言而悲叹不已。肖恩·科金医生是“你好，健康”项目中的一位内科医生。他在《纽约时报》专栏中引用了《Twi_er时代的医学》中这样一段话：“我们可以利用社交媒体来协调与患者和专科医生之间的合作，所有工作在同一个平台上就能完成。我可以发挥监督作用，他们可以利用这些工具，更好地了解自身病情，通过积极参与来获得更多主动权。”但在Facebook这个问题上，一位医生这样说道：“让患者看到我高中时代的朋友们聊着30年前的事，这样做合适吗？”

罗德岛的一起案例，引来了全国媒体的关注。一位48岁的医生因为发布了关于一位外伤患者的信息而被医院开除，还遭到了州医学委员会的谴责。虽然在这篇博客文章中没有提到患者的姓名，但提供的信息足够人们确认患者是谁。莫斯塔希米和克罗蒂在《内科医学年鉴》中引述了这起案例和2011年发生的相关案例，认为医生应该考虑建立“双重在线身份”，既维持一个职业（公开）的身份，同时也有个人（私下）的社交网络身份。17％的医生博客中，都包含一些可能被用来指认患者身份的信息，这就更需要医生对网络身份进行分离。

Sermo这个社交网络平台是专为医生设计的。Sermo由一位名叫丹尼尔·帕莱斯特朗的外科医生创办，模仿了医疗候诊室，在这里可以进行对话，分享信息，后来发展成为医生们进行快速“非正式”会诊的地方。正如帕莱斯特朗医生所言：“医生可以带着问题上线，几个小时之内，就能得到几十位医生就这个问题的回复。”目前，Sermo有115000名注册的医生会员，占美国医生总人数的15％。实际操作过程中，网站的内容会稍有不同，更强调诊所业务，强调医生怎样从行业资助的调查中获得酬金。

社交媒体网络并不适用于医生与患者之间的直接互动，当然更不能采用非安全的公共平台。但医生应该意识到这些社交网络在患者中的流行程度。我们已经了解到，社交网络在患者获取健康信息和建议时所扮演的重要角色，而且在医疗教育行动中，这也是非常有用的途径，尤其当信息需要快速广泛地进行传播时，比如流感疫情爆发或某种不安全药物出现在市场上时，更凸显出社交网络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