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忙起来，没有时间看书，也没有时间看一看别人的文章。前几天在增城讲课的时候，有人就说，我看见你在健康报显要的位置发表了一篇长篇大论：“论公立医院改革的误区”。今天在参加老朋友的嫁女宴之后，回到办公室，想起了这篇文章。

原来这是发表在1月14日《健康报》每周评论栏目的文章，题目是“误区不澄清将羁绊公立医院改革”。这是我今年年初发表在博客的“误区系列”整理。我觉得与我这篇文章“遥相呼应”的文章是吴帅的“有‘国家医生’才有廉价医疗”这篇文章。他是根据1月8日《重庆晚报》报道76岁的重庆医生魏巨贵的“公益性医疗”的实际，主题是：他开的处方大多药费不超过10元钱，以患者花最少的钱看好病为己任。因此有人称他为“10元医生。”

对于“10元医生”这个现象，我们暂且不要讨论他10元看病的“绩效”，绩效考核如何评价，谁给这些医生发绩效工资，我们可以从另外的一个侧面看到一种民众的呼声与愿望。这条新闻，会给我们政策制定者产生什么联想呢？我们的吴帅先生却想起了“国家医生”这个词。他的观点非常迎合我对公立医院误区的解读。他认为“国家医生的工作的宗旨就提供一种纯粹的公益性，以“花最少的钱看好病为己任”为民众提供医疗服务。实际上，这样的“国家医生”，在上世纪90年代之前，具有相当的普遍性。搁在当时，这样的事件很难成为新闻。确实，我们开始入门的时候，根本就不知道如何赚钱！

吴先生说，在今天，这一切恐怕已经出现了根本性的变化。尽管有90%的医疗机构为国有，绝大多数公立医疗机构标榜着非营利性医疗机构，但这样的“国家医生”，却已经渐行渐远，成为一个个孤独的符号，甚至成为了新闻人物。他说的非常深刻，公立医院的“公益性”成为了新闻，因此：很多人也把矛头指向了医疗机构，指向了医德的沦落，医生的职业声望落到了历史最低点。有专家甚至提出一个观点:美国医疗的市场化程度比较严重，我们比美国还严重，由此造成医疗机构的体制性、机制性弊病压着医生去关注诱惑。另外，医生心理混沌，对诱惑甚至习以为常。一家权威周刊近日发表文章认为，当前过度医疗成医患经济对立焦点，医学被忘淡使命。

吴先生分析为什么会造成这种“离奇”的现象时说：真正的根源在于，越来越多的固有医疗机构在“财政没钱只给政策”的当年被推向市场，并且在这条路上越滑越远!从经营性质上来看，他们已经很难再称得上真正意义上的公有机构。这些医院每年都会制定新的经济数字目标，即使经济指标没有分解到每一个科室，每一个医生身上，上至医院的管理者，下至每个医院的职工的头脑中都已经牢固树立起这样的概念:医生的主要收入取决于他们能够为医疗机构创造多少业务收入。医生创造的经济收入越多，医院发展的前景就越好，医院的发展越快，意味着每个职工的收入就越高。在市场竞争的环境下，每家医院都不愿意落伍，都愿意进入所谓的“良性循环”，在这样的压力、动力与诱惑之下工作，医生要做长期违背“潮流”的坚守，其难度和压力也是可以想见的。

其实，业内业外都己经对此有了清醒的判断，即体制机制的不合理，造成了医疗机构公益性淡化和医患双方在经济利益上的对立，成为影响医患关系的根本原因。魏巨贵这样的医生今天受到公众的尊敬与媒体的追捧，足见人们对那一种“国家医生”的怀念与向往，足见社会公众对廉价医疗的渴望心声。

有“国家医生”，才有廉价医疗。关键在于，未来能否出现一批不赚钱的公立医院，为公众提供公益性的医疗保障服务，让医生成为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国家医生。只有这样，我们的社会才有可能会出现更多的“10元医生”。我想各级政府目前尚没有下决心做到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