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卫生支出不仅要考虑量的问题，同时要考虑投入范围和方式的问题。2013年12月初，卫生部卫生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应亚珍在“学习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系列专题研讨会”上，与参会者分享了她对我国“财政体制改革与卫生改革”的看法。

应亚珍具体分析了近年来我国医疗卫生财政支出情况。总体来说，政府卫生筹资总量不断增加，尤其是2003年以来，进入快速增长通道。2012年政府卫生支出达到7245亿元，比2002年增加了6610亿元，年均增长27.6%。政府卫生支出占GDP、占财政支出比重和占卫生总费用比重持续回升，医疗卫生的预算地位得到了显著提升。

“这是一个好现象，说明政府对医疗卫生越来越重视，不过，政府卫生投入依然还有提升空间”。应亚珍认为，对照保障老百姓医疗卫生基本权益，实现公平可及的目标，城乡居民医疗费用自付比例应控制在20%-30%较为适宜，而从实际情况来看，目前，城乡居民(职工医保除外)医疗费用自付比例还在40%左右，老百姓依然感觉到看病贵。公共卫生服务内容也较为有限，服务能力也很不够。应亚珍呼吁政府应该进一步加大投入力度。

此外，要进一步明确政府在医疗卫生领域的基本职责，除了科学规划之外，在履行筹资责任时，要正确定位，并选择科学适宜的投入方式。

应亚珍指出，目前，政府与市场、社会主体的权责利边界存在缺位和越位，可能把钱投在了不必投的地方，而该投入的地方投入力度不够，存在“撒胡椒面”的现象。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也存在职责交叉重叠等现象。

还有就是投入方式问题，医疗服务、公共卫生和医疗保障等经费安排和管理自成体系，公共卫生与医疗服务不连续、医疗卫生服务与医保管理不完全协同、资金“碎片化”、信息“孤岛化”，政府卫生投入的整体健康绩效不尽如人意。

如何应对这些问题，应亚珍认为，首先，政府需要重新理清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在医疗卫生领域，基本医疗和公共卫生具有公共品和准公共品性质，政府应承担必要的提供责任(筹资责任)，特需医疗则应该利用市场机制提供或生产。

中央与地方政府间的职责划分应该从外部性、信息处理复杂程度和激励是否相容等角度去判断。“对于跨区域、效应外溢强的事项应由中央承担，而地方政府在实现信息获得的及时准确等方面具有优势，因此信息处理较为复杂的事项宜交由地方承担，对于激励不相容的事项应当交由中央解决。”应亚珍举例说，重大传染疾病防控，就需要中央政策承担职责，一些地方病防控，由于外部性明显，但信息处理较为复杂，地方更能清楚了解情况，由地方政府承担。而食品药品监管事项，就存在激励不相容问题，只能交由中央政府处理较为有效。

最后，应亚珍还着重强调了两个问题：一是政府卫生筹资与管理有必要统筹整合，从根本上提高资金使用绩效。她介绍了美国“凯撒”运行模式及其令人瞩目的健康绩效，呼吁深入系统研究构建融医疗服务、公共卫生、医疗保障为一体的中国健康保障制度。

二是关于建立完善卫生转移支付制度。在明确划分中央与地方间事权和支出责任的前提下，进一步要考虑的是各级政府支出责任与财力的匹配程度。按照现有“分税制”财力分配格局，建立完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是实现政府卫生支出财力保障的必要途径。今后，把与人口直接挂钩的卫生筹资事项，如基本医疗保障、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等纳入一般转移支付，大幅度提升一般转移支付规模，缩减专项转移支付范围，是重构卫生转移支付制度的基本导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