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提供更大规模和更富类型和层次的医疗服务，显然不能只靠政府的力量，相反，政府应该进一步放开门槛，让给市场来提供。与此同时，政府则只需要保持最低层次的兜底医疗服务，并扮演好监管者的角色即可。

6月18日，在距离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一个多月后，备受瞩目的国家卫生和计生委的“三定”(定编制、定机构、定职能)方案正式对外公布。卫计委最终确定“一正四副”的领导格局，内设机构21个，其中新设体制改革司、基层卫生司等8个司局。此次调整与改革涉及食品安全、医改职责划分、计生及三大医保整合后的管理权归属等多个敏感问题，被认为是未来健康事业发展的一个重要契机。

除了确定编制之外，机构的调整和设立也颇受瞩目。最大的动作是，将国家发改委承担的国务院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的职责，划入国家卫生计生委。将组织制定药品法典职责和确定食品安全检验机构资质认定条件和制定检验规范的职责，划给国家食药总局。此外，在计生层面，改革将实现卫生和计生两大系统的信息共享，并逐步进行力量整合。

定编制和定机构说白了都是“表面功夫”，最重要的还在于定职能。当然，此三者都是彼此交缠限制的，只有编制得到精简，机构调整完毕，所谓职能的转型、明确才可能实现。此次调整，卫计委取消了5项职责，下放了5项职责。包括对医疗机构服务绩效评价等技术管理职责转移给所属事业单位承担;按照事业单位分类改革的要求，减少对所属医疗机构的微观管理和直接管理，落实医疗机构法人自主权等。

值得一提的是，部分审批职责下放到省级卫生计生部门，包括港、澳、台投资者在内地设置独资医院。而外国医疗团体来华短期行医审批职责下放到市级卫生计生部门。这些职权的下放，既符合之前国务院推行大部制时提出的职权该转移一定转移，该下放的一定下放原则，也从另一个侧面宣告，医改也一直在缓步开展。

此一轮调整中，舆论最关心的正是前文提到的医改办机构从发改委挪到了卫计委。为此，卫计委特别设立了体改司，以接收医改协调工作的转入，甚至，该办的领导原发改委副主任也随同转至卫计委任职。时下，医改的前端正是一片深水区，中国的医疗改革如何趟过这片水域，尽管未必取决于体改司的每一次动作，但体改司在医改进程中的协调作用，也必然有着重要影响。

于中国而言，确保医疗供给的增长和医疗公共服务的均等化，是两个最大的难题。就前者而言，要提供更大规模和更富类型和层次的医疗服务，显然不能只靠政府的力量，相反，政府应该进一步放开门槛，让给市场来提供。与此同时，政府则只需要保持最低层次的兜底医疗服务，并扮演好监管者的角色即可。当然，在具体的改革中，要让政府放弃手中资源，甚至比要求它们放弃某些审批权更加困难。这种困难可能不只来自于医疗内部，更因为特殊医疗供给体系的存在而滋生种种阻力。

某种意义上而言，从宏观的医疗改革到卫计委的“三定”，医疗层面的做与不做，并没有民间力量太多的影子，更多的只是政府基于责任而进行的独舞场景。不过不管改革的博弈格局如何不对等，已经启动的医改已经不可能回头，而要避免在深水区溺亡，包括卫计委在内的部门能否实现职能上的转型，都是一种最为关键的问题。对此，我们也只能期待，“三定”到位之后的卫计委，能够为医改注入新的动力，并实现新的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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