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技术对医疗服务的作用被寄予厚望。但中国医疗机构之间、医疗机构与疾控机构之间的相互孤立，极大地限制了医疗信息化的发展。

中华医学会党委书记、前卫生部卫生统计信息中心主任饶克勤在1月19日召开的“清华大学数字医疗与移动医疗国际研讨会”上表示，医疗信息化的难点并不在于技术，而在于体制障碍、相应的系统整合和标准化、规范化。

“中国医疗卫生系统高度分化，医疗和预防保健机构之间互不买账，缺乏连续性和协调性。”饶克勤表示，“要通过信息化将资源有效整合，实现以人为单位的健康信息的有效管理，如果不冲破体制和系统的障碍，是难以完成的。”

本次研讨会的组织者、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中国项目部主任刘远立指出，“医改年代，大家都习惯了等靠要，都想等体制机制理顺了再走。但其实，即使体制机制不变，也可能靠技术创新来提高服务质量。”

“新医改以来，大量资源进入到这个领域，但并不意味着老百姓可以得到极大的实惠。我们现在医疗服务的水平还需要提高，安全性需要改善，服务内容需要规范化，而这些必须通过信息化建设来实现。”刘远立说。

2009年出台的“新医改方案”明确提出，“建立实用共享的医药卫生信息系统”，即“以推进公共卫生、医疗、医保、药品、财务监管信息化建设为着力点，加快信息标准化和公共服务信息平台建设，逐步建立统一高效、资源整合、互联互通、信息共享、透明公开、使用便捷、实时监管的医药卫生信息系统。”

此次研讨会上，刘远立所率领的哈佛大学研究生考察团就其对中国数字化运行进行了报告。研究团队对上海闵行区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的信息化现状进行了考察。闵行区也是中国最早推行医疗信息化的地区之一。

研究团队发现，在闵行区社区卫生服务机构，信息化已经在电子病历、医疗检查结果互认、药物流通管理、临床诊断协助、健康管理、预约挂号、医生绩效管理等多方面发挥了作用。其对闵行区部分社区服务中心的数据分析显示，通过医疗信息技术，该区高血压的控制率远高于其它地区。

不过，研究团队同样发现，闵行区的医疗信息化仍需要进一步系统功能监测和评估，需要提高系统推广性，加强对流动人口的应用性，以及扩张系统功能与电子病例的应用。

对此，卫生部信息中心副主任王才有也表示，目前，有关医疗信息化的客观全面分析评估比较少，而社区层面的医疗信息化如何与大医院衔接、医疗信息化如何与医保付费制度结核，都是目前亟待解决的问题。

“信息化不单单是技术问题，如何在医疗领域用好信息技术，取决于人的能力，以及组织的能力。”王才有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