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患僵局究竟怪谁？这个死结到底怎么才能解开？”在  11月28，在第四届中国医院院长年会医患关系沙龙上，上百名院长针对医患关系和医疗纠纷发表了自己见解，同时多名患者代表和媒体代表也表达了自己的心声，场面十分激烈，原本一个半小时的沙龙延长了一个小时，仍有很多发言者没有获得发言的机会。

第四届中国医院院长年会医患关系沙龙现场图集 

来自武汉的外科医生：我感觉最重要的原因其实是我们目前的社会环境。 下午的时候王杉院长也说了，教育部的问题你可以骂教育部，但是我们卫生部的问题不能这么说，因为我们自身也有问题。

来自台湾的医生：在台湾所发生的医患关系产生的问题比较倾向于两方面： 一方面是怀疑用药的正确性。甚至也会怀疑器材的准确性。另外有一项比较特殊的，应该说是黑道凶杀进了医院，但是又被拖出去外面给打死了，这种责任的归属到现在还没有办法理清。曾经也陆陆续续的发生过几件这样的事情。其次，因为转院耽误时间而产生病患死亡的问题。还有就是劳健保的问题。在台湾医生是精英中的精英。所以一般人不会怀疑用药，怀疑机器有问题。对医生的质疑度倒是并不多的。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院长赵平：在医患关系上我们不能互相埋怨，病人有病人的难处，医院也有医院的无奈。医院的任务过重，负荷量过大，他们所承担的医疗工作是超负荷的。比如说我们医院，有的大夫每天要看60个病人，他为什么要看60个病人，因为有80到120个病人等着看。他可以看10个病人，在欧洲就不存在这样的问题，也没有这方面的投诉。但是，在中国不一样。 我们现在的问题就是工作人员已经疲于奔命了，但是我们周末还要照常工作，他们几乎没有休息的时间。我给大家一个数字，在中国来讲，按照1978年的标准，一张床位是1.4个工作人员。现在北京做到大概1.2左右，台湾大概是1.22左右，香港是1.21到1.23左右。英国的一个床位有7个人，美国的1个床位至少是8个人，最多可以到10个人。这是社会现实。我非常感谢大家的发言，有问题就是有问题。

“医患僵局究竟怪谁？这个死结到底怎么才能解开？”在 11月28，在第四届中国医院院长年会医患关系沙龙上，上百名院长针对医患关系和医疗纠纷发表了自己见解，同时多名患者代表和媒体代表也表达了自己的心声，场面十分激烈，原本一个半小时的沙龙延长了一个小时，仍有很多发言者没有获得发言的机会。

四川资阳一所县级综合性医院院长：城镇医疗能够得到报销的比较少，当时我们通过控制药品，特别是控制用药和联合用药及高规格用药的情况比较泛滥，通过控制把用药量的费用降到20%。但是费用降低了，但是医患关系没有改善。

赵平：他提出一个非常尖锐的问题，刚才那位先生讲得很清楚，过度用药和过度医疗是造成医患矛盾或者医患纠纷的很重要的一点。但是你听到了，现在有另外一种说法，这种说法不是空穴来风。我作为全国政协委员，农民说如果我有病，不给我打点滴就是不给我好好治，所以农村的维生素和激素的滥用非常的严重。  

某院长：我觉得不能埋怨我们的患者，还是考虑一下我们自己的规章制度执行得怎样。上面的制度很好，但是真正落到实处的还是有问题。医患的关系是如何处理的问题，不能说医患关系出现了，埋怨于患者，我觉得这是不对的，患者到医院里来就诊看病，他认为你服务不到位，提出意见，要求追查，这都是不可避免的。国家应该有个渠道，如何来改善医患纠纷。刚才这位四川的院长，他说他的药品量费用降到了20%左右，我不知道这是怎么产生的。

辽宁某医院院长：我觉得医患矛盾现在肯定是客观存在的。患者到医院来的目的是首先要解决病痛。我的病是否能治好以及我的感受。如果你效果好，感受不好也不会产生纠纷，这是我想阐述的具体原因。我想沟通问题主要还是在我们这儿。医患双方沟通的是咱们主动沟通。包括你的疗效和疗法。医患双方避免矛盾的一个有效方法就是沟通。

四川省德阳市人民医院某中层管理者：我简单说两句，我觉得刚才提到的很多问题，不管是过度医疗还是过度用药或服务态度不好，我觉得归结到一点就是医务人员的责任心不强，这是一个现象问题，责任心不强的原因是什么，我觉得还是管理层的导向问题，你的制度设计是否科学完善，你考核的时候执行力度是否到位。（来源：《中国医院院长》杂志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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