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木县康复办主任张波对《瞭望东方周刊》举例表示：“有些药品价格被人为抬高，利润空间太大，但是只要符合国家限价，县级层面只能照办。尽管知道这里面有一笔很大的浪费。”

研讨会上，卫生部一处级官员突感与会专家讨论“苗头”不对，且因不适应“有公开媒体在场”而早早离场。

学习神木好榜样

“高回报论”被大众热议之前，就已经有很多人呼吁“学习神木好榜样”。学习神木，我们到底该学什么？

作为研讨会“神木医改与政府创新”议题的主持人，国家民政部社会福利与慈善事业促进司司长王振耀始终保持很大的激情。他花了十多分钟的时间，讲了他对神木医改考察后获得的四点启示：

改革应该以老百姓的需求为出发点、突破口；神木医疗保障不仅打破了城乡二元结构，还拉平了公务员与普通老百姓的报销待遇，其中涉及诸多体制和机制的创新；神木医改涉及的很多方面都有数据测算作支撑，而现在很多地方政府不愿意算账，靠经验主义，习惯人云亦云；神木医改过程中摒弃了传统的行政管理方法，开始静悄悄地探索向以“标准化管理”为要义的现代化行政管理转型。

讲完之后，王振耀感慨万千，起身向坐在对面的“神木医改梦之队”郭宝成一行表示敬意：“神木医改是中国福利建设史上的一个圣典”，神木医改让官民站在了一条线上，促进了和谐社会的建设。

按照王振耀的计算，如果采用神木的标准实行改革，全国只需要4300亿元就可以实现全民免费医疗。

这种积极公布答案的行为是需要勇气的，王振耀坦言，为此他受到很多认识的和不认识的人的质疑，甚至嘲笑。

但是，对于王振耀的四点启示认同者却不少。对神木医改有过长期实地调研的张秀兰，就特别看重神木医改在科学管理上的创新和突破。

神木县与西安交大合作研发的慢病管理系统受到张秀兰很高的评价。通过这套精细化的管理系统可以得到很多医疗诊断数据，进而可以测算出诊断费用。“这套体系是可以复制的。至于报销标准和比例等，各个地方应因地制宜。”

神木的解题思路并不繁琐，甚至只能用“朴素”来形容。为什么其他的地方的精英就想不出来呢？

在一些公益性事业被当作赚钱利器的时候，医院也未能幸免。

在五月底的一篇新闻报道中，广东省卫生厅副厅长廖新波就直言不讳地指出，“最关键的一点，就是错误地把医院当成企业来管理，认为医院是要赚钱的。但医院实际上是公益机构，短期是要花钱的，长远来看是增强国力的。”

廖新波为广东医改想了一个模式——“神木的理念，香港的方向”：政府埋单请医术好又敬业的医生，像神木一样全民免费医疗，制定一系列配套政策，买便宜又有效的药。“这种体制下，谁不想技术提高，谁不想有好口碑，谁想治死人？”

这位卫生系统带理想主义的地方要员，说出了各个利益相关者的心声。但是何为“香港方向”却并不明了。

香港大学社会学系博士刘珮欣说：“香港的医疗制度可能不是太差，但也不是太好，那只是一个可以参考的模式。”香港的“富可敌国”没有人会怀疑。然而，香港高报销率的医疗模式，由于近年来医疗费用的持续快速上升已经对政府造成很大的压力。

2006年内地医改呼声呈现蓬勃之势时，对医改模式的讨论也非常多。时任香港医院管理局专业事务及运作总监张伟麟在一次论坛上直陈难处：“过去十多年医疗融资一直是备受讨论的课题，我们的公共医疗体制高补贴低收费的情况是难以持续的。”

神木县将各种医疗保险制度加以整合，然后统一向医疗服务机构进行采购。这一点在一些专家看来，具有可取之处。金承刚就认为，“这具有可推广性。”

神木模式的风险

风险同样蕴涵其中。

北京师范大学《神木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基础调研报告》列举了主要风险点：费用转移风险、诱导需求、对外转诊费用的不可控性等。

另外，与“消费者道德风险”类似，作为医改重要参与方和利益相关方的医务人员群体的道德，同样可能给改革带来风险。按照郭宝成的说法，神木医改中唯一的利益受损方是一部分“收红包的”医生。

李卫平对“医院这边的反应”更为关注：“我觉得现在医院那边还有东西没释放出来。”

西安交通大学医学院党委副书记王明旭对神木医改做过三次实地调研，他也对《瞭望东方周刊》记者表示相似的担忧：“政策实施还不长，一些医生可能还没有反应过来。要是反应过来以后，可能改革还是会遇到些阻力。”

北京大学医学部教授陈娟则特意提到神木医改采用的单病种付费(英文简称DRG)机制所存在的风险。

“现在一些实施单病种付费的地方，就有医务人员采取规避措施。”陈娟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