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很多人心目中，医疗应该是这样的：

花几块钱，挂个最好的专家号，耐心细致的服务，不用开这个那个的检查，买十几块钱的药物，回家吃完、就立马痊愈。

否则，就是过度医疗。

印象中，不少人都认为，中国看病难，看病贵，中国医院的公益性没有得到体现，医生治疗过程中以经济利益为导向，开大处方、大检查、过度医疗，挣钱。

甚至，就连一些同行，也打着所谓“正义”大旗，刀刃向内的砍向其他医生。

其实，过度医疗，并不是医疗规范上的概念，而是医保概念。

有一个权威统计表明，在中国，三甲医院的门诊次均费用只有两三百元，二级医院只有一百多元。也就是说，在中国最好的医院就诊，所有费用全部加起来，仅仅只有几十美元，不足美国医生非预约挂号费的1/10。比如在美国，一个号就至少要500美金。

而在我国，无论检查还是药物，都是有物价部门予以制定，各种诊疗操作，有明确的指征和规范，医生所拥有的弹性空间，很低很低。

中国事实上给国民提供了远超于国力的医疗保障。医生的劳动报酬和服务价格被压缩，但医生的工作强度被拉长。可以说，中国医生，是整个医疗体制利益链里面付出最多，回报最少，最受委屈的群体。

这话不是我说的，是烧伤超人阿宝说的。你如果不认可，去找他撕，反正怼他的很多，也不差你一个。

我就是个转话的，懂啵！

但是，高强度的工作，低廉的薪资，没有安全感的环境，导致人心浮动，没有多少人愿意学医，从医的要么容易流失，要么被迫降低了行业道德水平。这一点，不容任何人置疑。

对此，上海同济大学附属第一妇婴保健院院长段涛曾直言不讳：现在我们有一个悖论，不太好听，就是我们在聊的时候，有的领导说你们医生的收入不少了，虽然说你的台面收入不多，但是你还有那么多的灰色收入呢，就不要再提改了吧，你们再提改，其他人怎么办。你们实际收入全都加起来，不算低了吧。然后一转身说，我们要坚决打击红包、回扣。红包、回扣是入刑的。这是一个悖论。一方面说要提高待遇，一方面说你们差不多了，但是又说这是不合法的收入。

其实，医生的诉求很简单，给医生一个体面的生活，他不至于一大早起来去挤公交车，不至于要他去天天为了省点钱给孩子读书，去节约那十块二十块钱的饭钱吧。我希望他有一个前提，得有一个合理合法合适的阳光收入。

希望政府在医改的时候更多考虑到人性，考虑到医生合法利益。这就是为什么有的时候听起来非常高大上的东西，结果落地落不了。这是有道理的。你只讲奉献不讲体面的收入，你不讲这样的合理合法阳光收入的话，你怎么可能可持续呢？

段涛指出，人们希望医疗服务能够又好，又快，又便宜。这基本不可能，在这三种组合当中，你只能选择其中两样，要么高端私立医院，又好又快，但肯定不便宜；要么公立医院又好又便宜，但肯定不会快；又便宜又快的那种低端的私立诊所肯定好不到哪里去。

所以，如其指责医生过度医疗，不如去指责医疗过度的市场化。

而目前公立医院的医疗服务成本，主要包括物化成本和医务人员的劳务成本两部分，这两部分的补偿机制都存在严重不足。财政拨款占医院收入的比重偏低，医院绝大部分医疗服务成本主要都是依靠临床收入和药品利润补偿，甚至扩大再生产的相当部分资金也靠医院自行筹集，也就是说患者承担着医院发展建设的很大部分责任。

医院物化成本补偿不足，劳务性收费标准明显过低，依靠财政拨款根本就无法保证医务人员工资的发放，更别奢谈奖金了。有的医院甚至考核奖和绩效工资都难以兑现。因为医院是差额拨款单位，在福利待遇方面，凭心而论，不敢和公务员同日而语，就是和同为事业单位的教师相比，那也是“冶”和“治”的距离，差别不是一点两点。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医院为了能保证职工工资和正常开支，就必须对各科室下达指标，将业务收入与个人收入挂钩。

如此之下，可想而知。

事实证明，过度医疗这个锅，不能让临床一线医生去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