抑郁症，熟悉又陌生的名词。2017年，世卫组织曾发布报告，从2005年至2015年十年期间，全球受抑郁症影响的人数增加18％。罹患抑郁症，尤其是青年群体，他们往往难以继续学业、找到工作、甚至在入职不久后，不得不提出离职……一场“情绪感冒”，为越来越多的年轻人画上了成长道路上一个又一个暂停休止符。今年9月，国家卫生健康委公布《探索抑郁症防治特色服务工作方案》（以下简称《方案》），要求各个高中及高等院校将抑郁症筛查纳入学生健康体检内容，建立学生心理健康档案，并重点关注测评结果异常的学生。

这一做法能否让青少年抑郁症情况有所缓解？在关爱学生与保护病情隐私之间，高校又该如何权衡？学生又是否能在学校和老师面前，无压力地说出自己真实的抑郁生活？

停滞：一位清华学霸因严重抑郁休学、一位工程师因抑郁辞职

今年6月底，李欣（化名）向学校第二次申请了休学。本该在2018年就本科毕业的她，却将再次放弃进行大学三年级的课程。而令李欣无法持续正常学业的，正是自己严重的抑郁症。

现年22岁的李欣，2014年以高分考入清华大学。然而，随着大一被查出重度抑郁，李欣正常的学业和生活几乎都陷入了停滞。

“重度社交焦虑、认知功能呈边缘状态、工作记忆和注意力受损、额叶认知功能异常、执行功能水平降低……”在李欣众多抑郁症检查报告中，密密麻麻地记录着她的情绪障碍，而这些文字的背后，承载着她无法维系的正常社交、学习和生活。

“别说考试背书，就连正常听课做笔记都难以做到。”李欣想不起来，自己到底是从多久开始告别了“学霸”的高效率，转而成为一个难以集中注意力、行动力迟缓的“精神残疾人。”她告诉红星新闻记者，过去自己尚且能勉强上课，但90分钟的课程，她能听懂并跟上做笔记的时间最多只有半小时，其他时间脑子一片空白。

除了课程，课后作业也逐渐成为李欣无法完成的选项：“有时候拿着书本去图书馆，几个小时过去，我只是对着作业在发呆。”相比过去冲刺高考的效率，李欣变得越来越迟缓，甚至到了大二，抑郁症诸多病症开始在李欣身上呈现躯体化特征——头疼、失眠、晕眩、无法自主进食、起床等等问题相继袭来，严重困扰她的学习生活。

无奈之下，李欣只能拿着自己一沓抑郁症确诊报告，向学校一次次提出休学申请。

被抑郁症笼罩，无法继续下一步生活计划的还有王鹏（化名）。

去年6月，21岁的王鹏在拿到本科毕业证书的同时，还拿到了自己确诊中度抑郁的病例报告。尽管同样伴随着失眠、焦虑、心悸等症状，但在走出校园迈入社会的第一步，王鹏还是选择隐瞒自己的病史，勇敢入职自己人生中的第一家公司。

然而，在强撑了半年后，王鹏最终还是选择了离职。让他无法正常工作的，是抑郁症带来的诸多身体反映：“开会开到一半突然心跳加速，要压抑心悸的感觉我甚至需要把手指咬出血丝、工作到家本来很疲惫，但躺在床上就整宿失眠……”

一系列抑郁症带来的身体信号让王鹏难以继续自己工程师的工作。尽管这份月薪上万的工作来之不易，但医生多次建议他，有必要暂停或停止工作，放松心情。最终，王鹏还是在去年年底选择了辞职，至今仍待业家中。

李欣与王鹏一样，最大的生活爱好，是躺在床上盯着手机发呆或睡觉，他们似乎对身边任何人和任何事都没兴趣。

专家：接受抑郁症治疗的初高中生明显增多

王鹏与李欣，是青年抑郁症群体的一个缩影。2019年，在第八届海峡两岸暨港澳地区高校心理辅导与咨询高峰论坛上，有专家提到，1/4的中国大学生承认有过抑郁症状，且大一和大三时抑郁症的高发期。而世卫组织的调查数据显示：抑郁症的最坏后果是可能导致自杀行为，这是目前15-29岁人群的第二大死亡原因。

“除了大学生，近些年高中生也是抑郁症高发群体。”长期从事青少年抑郁症研究，现任广东省心理卫生协会心理健康促进与管理委员会秘书长胡三红告诉红星新闻，就自己近期接诊的情况来看，前来接受抑郁症治疗的初高中生明显增多，占比达到总接诊人数的60%。

抑郁症群体年轻化的原因，在胡三红看来，一方面在于原因抑郁症识别度有所增加，更多人对抑郁症有了清晰的认识，重视度也随之上升；另一方面更主要的原因，在于青年群体当下学习负担沉重，竞争激烈，加之青春期情绪不稳定，所以很容易诱发抑郁症形成。

除了青少年抑郁症人数的上升，与成年人相比，青少年在抑郁症确诊上往往也并不容易。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精神科副主任医师曲姗告诉红星新闻记者，前来就诊的青少年，大多并非出自自愿，而是在家长的“强迫下”接受检查。

“因为不自愿，所以他们不愿吐露真实心声，对自己的病情也不那么重视，描述病情上也不具体，这在医生确诊上增加了难度。”曲珊表示，青少年主动接受抑郁症治疗的人数并不多，且在配合治疗上相比于成年人也不够积极。

疑惑：找不到的抑郁病因和治疗办法

陷入抑郁症漩涡后的李欣，常常遭到朋友不经意的调侃：“别想太多了，别太矫情了，别总这么消极……”而这些看似安慰鼓励的话，在李欣看来却成为一种情感压力：“并不是我自己愿意想太多，也不是我自己愿意有那么多消极情绪。”

但每当别人问及为什么不开心时，李欣却总是找不出答案，她也不明白，自己到底为什么不开心，她也曾自我怀疑，是否真的如朋友所说，自己只是矫情而非得病？而对于王鹏来说，甚至连自己的父母，都不相信孩子罹患了抑郁症，只是短时间内自己和自己过不去而已。

改变李欣与王鹏正常生活轨道的抑郁症，究竟只是一种无病呻吟的“情绪感冒”，还是被长期忽略的精神疾病？胡三红向红星新闻解释，抑郁症属于情感性精神障碍疾病，常伴随焦虑发生。临床体现为“三低”——情绪低落，兴趣减退，动力不足，且持续至少2周以上。

“抑郁症首先是病，如果你发现自己对万事都提不起兴趣，莫名感到悲伤，消极厌世，害怕社交、入睡困难，甚至有自残自杀行为，那么你很可能罹患了抑郁症。”胡三红说，但对发病的原因，医学则尚未给出定论。

李欣的确不清楚自己为何会患上严重抑郁，她甚至找不出让自己不开心的理由：“考上了让人羡慕的知名大学，自己也没什么经济压力，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自己会得病。”百思不解的还有王鹏和他的父母，在爸妈眼里，王鹏一直是个招人爱的孩子，有自己的主意想法，平日里也不曾有太大压力，突然罹患抑郁，来得毫无道理也毫无征兆。

搞不清自己的病因，李欣与王鹏也同样找不到对症治疗的办法。

自抑郁症确诊后，李欣一直积极配合心理治疗，她每月都会去学校心理咨询室谈心，遵医嘱不定期到医院复查，吃过的药包括百忧解、舍曲林、奥沙西泮片等等。王鹏则同样去看心理医生，分别对自己的厌食、强迫症等情况进行治疗。

尽管遵医嘱、定期检查，按时吃药甚至看心理医生，但他们的抑郁程度和伴随的躯体化病症却并没有下降。

青年抑郁症何以成为难以根治的顽疾？在胡三红看来，要治疗还需理清抑郁症形成的原因。

“从现实接诊情况看，青年抑郁症形成主要来自三方面压力，一是同学师生间的人际关系压力、二是难以克服调节的学习压力、三是和父母间的亲子压力。”胡三红提出，如果青少年诱发抑郁症的根源没有解决，那么简单的药物干预也很难在治疗上起到积极作用。

顾虑与耻感：难以与人说的真实病情

2015年，那是李欣第一次走进学校的心理健康咨询室。但是坐在心理老师面前，她却三缄其口：“承认自己有精神病吗？这些病情会不会被泄漏？被反馈给学院和校领导，勒令我退学？”

种种顾虑之下，李欣什么也没说便走出了学校心理咨询室，她宁愿选择到医院自主就诊，哪怕需要多花钱：“我怕在学校泄漏了隐私，同学嘲笑，学院让我退学。”

有着同样心理的还有王鹏。在临毕业之际，他已感觉到自己的心理承压能力远不如前，悲伤和压力总是说来就来。但即便猜到自己可能罹患抑郁症，他还是不愿去学校做心理咨询，更不敢告诉辅导员或老师：“万一不让我毕业怎么办？”

这样戴着面具，掩盖自己真实情绪的做法，王鹏经历过很多次。他告诉红星新闻，学校临毕业时会要求学生在网上做情绪调查试卷，但他从不敢填写真实情况：“有失眠，我也会选择填不失眠；很焦虑，我也会填不焦虑……”究其原因，王鹏害怕这样一份试卷被泄漏，自己成了被组织关心的对象，自己的疾病被更多人看到，自己成为朋友眼中的“奇葩”。

王鹏与李欣的担心都不无道理。某高校一名大二的学生吴某，就曾在学校心理咨询室做兼职。吴同学告诉红星新闻，学生在心理咨询前，老师会和学生签署隐私承诺书。“向学生承诺，会保护好个人信息和隐私。”

但更多时候，这份承诺书却无法承诺更多。吴同学兼职的工作内容之一，就是将前来咨询心理问题的学生名单发给班主任，让班主任“重点关注”。

“自我评价与隐私保护有着天然的矛盾性。”曲珊解释说，在抑郁症的自测阶段，尤其是高校集中的心理测评，如果在具名的情况下进行，那么很难保证真实性。

然而，尽管不能保证每一份测评的真实性都有参考价值，但在曲珊看来，政策层面要求将抑郁症筛查纳入学生健康体检内容，依然利大于弊。

“一方面能让更多人知道抑郁症是疾病，另一方面在大力普及之下，有助于降低学生的病耻感。即便不能保证每一份调查都真实，但广泛开展之下，的确的能在数量上让更多人得到应有的关心。”曲珊认为，当下更重要的工作，是高校教师能正确看待这一疾病，做好宣传，积极疏通。

对于这一类现象，胡三红的工作中也同样有相似的体验。他告诉红星新闻，在其服务过的不少高中里，大多数学校都会对学生进行心理普查，如果出现心理状况不佳的学生，部分高校多采取“请家长”或停课处理的模式，但这在胡三红看来，并不能对学生抑郁症的治疗起到积极作用。

实际上，《中国全科医学杂志》相关研究也显示，几乎所有的抑郁症患者均存在一定的以“羞耻感”为主要表现的负面情绪。这种情绪会导致患者情绪更加低落，更不希望被别人知道自己的情况，从而阻碍了求助之路。

那么，应当如何平衡好保护学生隐私与关爱学生心理健康的同步进行？胡三红建议，应该形成校、家、机构（医院）三方协同模式，将青少年抑郁症筛查交给专业机构来完成，一旦发现问题，也由机构或医院参与治疗，学校和家庭主要负责配合完成治疗工作，而非发现学生有问题就强制停课或要求休学。

“关爱、包容其实比停学更重要。”胡三红表示，要保护学生隐私，给学生足够信任的环境以方便学生真实反馈自己的心理情况。再发现问题后，学校不可轻易将学生送出学校，让其停课或休学，更应该给予配合，缓解其学业压力，真正给予相应的关怀。

（原题为：《聚焦青年抑郁症群体：说不出口的病耻感与高校抑郁筛查的两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