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过去5年的实践来看，中国商保虽然一直在展开与远程问诊等服务的合作，但实际效果有限。因此，医保将互联网医疗纳入报销才引发了市场的想象。但中国互联网医疗将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医保的严监管，实际可提升规模收入有限。即使在互联网医疗蓬勃发展的美国，联邦医保Medicare对远程问诊的规定是非常严格的，这导致美国的远程问诊公司在医保方面的收入是非常有限的，主要的收入来自企业和商业健康险。

而且，随着医保报销规则的出台，第三方平台公司的仍然面临较大的挑战。因为医保报销是基于线下每家医疗机构和药店的总额管理的，对于缺乏线下实体医疗机构的平台，获取医保报销额度是较为有难度的。即使通过与部分线下医疗机构合作，真实规模也非常有限。

所以，在健康险市场逆势快速增长的前提下，市场依然对互联网医疗是否能依靠商保获得快速增长抱有很大的期望。不过，囿于商业健康险的自身特性和医疗体制，互联网不可能依靠商保获取一个规模化的市场。

首先，商保的需求决定了商保的产品结构。由于医保全覆盖，用户对商保的需求集中在加深保障。门诊费用较低，医保已经报销了大部分，用户对商保报销门诊的需求优先性低于对大病保障的需求。另一方面，由于用户对保险的支付意愿和支付能力之间有着明显的差距，价格因素是用户购买保险的决定性因素。只覆盖住院这种发生频次较低的医疗行为的保费价格相对较低，但门诊属于高频次就医行为，要控制医疗风险就必须提高保费，但也就无法吸引足够的用户。因此，中国商业健康险的核心是基于医保之上覆盖家庭和个人的医疗大额开支，这决定了商保的产品结构以大病保险为主。

其次，商保的产品结构决定了可赔付给互联网医疗的费用极为有限。由于中国的商业健康险以疾病险为主体，占到了65%以上。重疾险在用户罹患重疾之后给予一次性赔付，并不与医疗机构发生关系，也不可能给予医疗服务实际的赔付。相比之下，医疗险则主要以用户在医疗机构发生的实际赔付为主，但在其中有20%多是保险公司的医保经办产生的保费。

因此，2019年的7000亿的健康险保费中，只有22%左右是按照实际医疗开支赔付的商业保险。而在这其中，又有50%是企业补充医疗保险，这类保险的特色是基于医保之上，只报销医保报销部分和自付部分，不单独为某类服务提供报销。而在剩下的50%中，百万医疗险占据了主力。百万医疗险主要是住院保险，虽然部分产品已经开放了住院前后对门诊，但这类服务涉及到较多的检查等服务，主要还是在院内完成，很少会使用互联网。因此，只剩下市场规模较小的高端医疗险和门诊险等可以为互联网医疗导流，但这类保险的规模有限，即使愿意赔付也无法支撑起一个足够的规模。

最后，用户对互联网医疗的需求决定了商保赔付的局限性。从美国唯一上市的远程问诊服务商Teladoc来看，即使企业为员工的远程医疗服务付费，也只有8%的用户会使用这类服务，这还是在美国门诊服务的可及性较低的市场现状下。当然，美国商保已经普遍将远程问诊纳入报销范围，但是，美国各大医疗机构也普遍为病人提供远程问诊服务，这无异于分流了平台型公司可能的用户。因此，即使中国商保能做到对远程问诊的赔付，整个远程问诊的市场份额也将高度分散到各个医疗机构，平台型公司的市场规模并不会出现持续的爆发性增长。

另一方面，由于中国医疗服务的可及性非常高，但名医的可及性较低，问诊服务的焦点是对名医的需求。但是，由于名医供给的有限性，即使将名医都搬到线上来，市场规模也无法快速增长。

当然，随着医保将远程问诊纳入报销范围，企补是否会将远程问诊纳入报销范围将值得关注，但即使这样还是二级以上公立医院得益（企补只报销二级以上公立医院），不能为平台方创造价值。

因此，由于商保主要基于医保之上来提供产品，无法为互联网医疗单独提供报销，随着医保将互联网医疗纳入报销，商保也将跟随医保报销。但由于医保的严监管和对报销按照线下线上一致的原则，更多是利好线下医疗机构，互联网医疗平台要寻找到支撑自身的支付方仍然较为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