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疫之后，公共卫生补短板，新基建潮起，这背后蕴藏着巨大的市场机遇。但是，作为经历社会办医几十年政策浮沉的“老兵”，温州康宁医院董事长、中国医院协会民营医院分会副会长管伟立注意到一个现象。

“现在各地都在做‘十四五’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的规划，但是普遍重公立，轻社会，”管伟立说，“各地都说公立市级的医院要怎么样投入建设，要增加3000张、5000张床位，而关于作为国家医疗卫生体系当中重要组成部分的社会力量办医却很少被提及。有些地方‘十四五’卫生规划从前几期的讨论开始，直到规划初稿出来，一次都没有让社会办医机构参与，这个现象要引起重视。”

4月10日，管伟立做客“中国社会办医产业新动能沙龙”，与中国医院协会民营医院分会副秘书长陈林海、《华夏时报》副总编辑陈岩鹏进行了题为“后疫情时代，医疗产业格局优化调整的创新点”的直播对话。他在其中对公立医院再现“扩张热”，社会办医成长空间被挤占等现象，表达了自己的忧虑。

“中国社会办医产业新动能沙龙”系列活动由中国医院协会民营医院分会作为行业指导单位，华夏时报主办，新医界传媒、康养百人承办。近期，沙龙联手新医云学苑，以线上对话的方式反映社会各界对于社会办医产业发展热点话题的态度和观点，形成社会办医领域意见领袖的发声平台。

社会办医被指“当逃兵”

自1月24日以来，国家和各省共派出346支医疗队、4.2万余名医务人员驰援湖北和武汉。其中，大型公立三甲医院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给人们留下了深刻印象。

而占中国医院总量六成以上的2.1万家社会办医院一度被指“当逃兵”，没有参与到抗疫中去。

管伟立认为，这种观点是对社会办医院的误解。其实在疫情中，有能力的、有责任担当的优秀社会力量办医机构，都是与公立医院一样尽自己全力去抗疫。以温州康宁医院为例，浙江省驰援武汉的第三批医疗队员首次增加了4名心理专家，其中康宁医院就占了两个名额。“很多我们周边的公立精神科医院都感觉到很羡慕。这表示我们康宁的心理专家在社会上的影响力与能力得到了政府的认可。而事实证明了我们的两名心理专家在当地发挥了非常大的作用。”他说。

据中国医院协会民营医院分会统计的数据，截至2月7日，在有明确统计的13个省、市和自治区就已经有633家社会办医院参与抗击疫情，作为定点医疗救治机构。其中，安徽省社会办医机构占全省定点医疗机构的23.96%，湖北省为11.29%，四川省、山东省分别占比11.27%、11.15%。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截至2018年底，社会办医院达到2.1万家，占比63.5%，数量多于公立医院。但是社会办医院多为专科医院，规模多为一级或者二级医院，呈现“小而散”，与新冠肺炎救治直接相关的重症医学、感染科和呼吸科室设置很少，在专业床位供给和医护人员规模上也都不占优势。

对于社会办医在抗疫中的角色和作用，陈林海表示：“抗击疫情期间我们看到的积极信息有几个，一是国家和地方卫生健康主管部门均明确表态，在做整个社会疫情防控力量调度时，是把咱们社会办医作为一支有生力量同时考虑的；二是政府也看到了全国社会办医力量都能够积极响应参与抗疫，不管是参加省级医疗队驰援武汉，还是在当地作为新冠疫情定点救治医院、观察隔离点，或者派员参加当地社区的防疫设卡工作，所以也明确要求加强宣传社会办医力量的抗疫事迹；三是主管部门也了解社会办医现在的力量相对还是比较薄弱，相关专业缺失，所以对于从国家层面来讲去调动力量，他们还是有些担心的。社会办医需要首先保护好自己，更要进一步强化整体的专业服务能力。”

2月16日，国家卫健委专门发文指出，社会办医疗机构作为中国医疗卫生服务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疫情防控中承担着相当重要的任务，要全面组织动员社会办医力量参与疫情防控。

忧心公立医院再现“扩张热”

经历新冠疫情冲击之后，“新基建”、“公共卫生补短板”等观点趋热。数据显示，2018年，中国的公共卫生领域的财政投资支出是1.6万亿元，仅占GDP的1.7%，欧美国家的比例是中国的10-20倍。这也表示，未来的增长空间十分可观。

陈岩鹏表示：“后疫情时代，国家绝对会在公共卫生领域加大投入。这些财政上的投入很有可能流向公立医院，造成公立医院的市场份额越来越大，从而挤占了社会办医院的份额，这可能也是一个很多人关心的问题。”

各地是否会掀起新一轮公立三甲医院“扩张热”，作为几十年社会办医政策浮沉的亲历者，管伟立对此十分担忧。

“国家对公立医院新一轮的投入建设，经过了充分的论证吗？有没有让社会力量充分参与进来？这些都需要听到社会办医的声音，也要盘点一下当地现有的医疗卫生体系，真正的短板在哪里？”管伟立说，“如果政府不计代价地投入资金建设大型公立医院，不仅会让国家财政资金、社会公共资源的效率和效益得不到充分体现，还会把现在偏小、偏弱的社会办医院成长的机会挤占、剥夺了。”

管伟立也指出，当我们注意到社会办医院能力不足、不够的时候，其实公立医院的能力差别也非常大，公众的目光往往只集中在公立三甲医院身上，实际上二级医院以及下面的基层医院也有一些非常弱的，并不是说公立医院都很强。

对于管伟立的担心，陈林海从另一个角度分享他的观察和看法。“当‘新基建’下来，新的投资下来，会不会继续加大对公立医院的建设？坦率讲我是这么看的。第一，国家尤其一些财政相对宽裕的地方政府肯定会加大建设，但是可能未必会有当年那种体量出现，因为国家整体还是要限制大型公立医院的发展规模；第二，当前，很多地方政府的财政还是比较紧张的，所以即使他们想建也未必有那么多的资金。务实的地方政府可能还是要考虑如何吸引更多社会资本来提高当地医疗资源的供给，从而避免给政府造成更多的债务负担。所以原因既有宏观政策的控制，还有客观财政预算的收紧。”陈林海说。

陈林海表示，政府在公共卫生领域的投入，可能会流向基层医疗、公共卫生疾控，包括社区卫生健康管理、家庭医生服务、应急管理体系等等；也可能会在大型公立医院里进行，比如重症医学、感染医学、临床检验等这些重点学科的建设，资金可能会往这些走，主要是补短板。而不是一昧的扩张公立医院规模、搞大水漫灌。同时，还可以建议政府考虑“军民结合”、“平战结合”思路，把社会办医力量建设成应对大型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预备役部队”，或许更加经济高效可行。

陈林海也透露，今年中国医院协会民营医院分会首次接受国务院医改领导小组秘书处的委托，参与到国家的“十四五”医改规划中，承担社会办医子课题的研究工作。“这体现了决策层对社会办医的态度，他们还是愿意去倾听行业的声音。我们协会很重视，邀请到了像波士顿咨询公司、毕马威、普华永道、德勤、和君咨询等专业机构，形成强大的专家研究团队，希望能够对这个课题有更好的深入研究，拿出更加有说服力的论点论据。同时我们也会在全国大面积开展调研和访谈的工作，希望能把第一手、最基层的声音呈现给相关决策部门。”

“资本荒”会到来吗？

社会办医面临的另一个困境是，疫情之后，资本变得更加谨慎，这或将导致社会办医供血不足。

4月16日，医学界智库“疫情期间医院运行状况问卷调查”结果显示，今年第一季度，95%的受访医院业务量和营收都出现了同比下滑。其中，84.8%的医院门诊量下滑20%以上，39.2%的医院已出现资金断流的情况。所有受访的社会办医机构表示，资金流仅够支撑两个月。

其中，人力成本、防疫物资采购费用、房屋水电成本成为医院运行压力的“三座大山”。部分抗风险能力弱的、扩张快的、负债高的社会办医院面临倒闭的风险。

管伟立认为，这将是2.1万家社会办医院经历的一次洗牌，最后的结果是优胜劣汰。“前几年，资本对社会力量办医进行了疯狂的追逐，现在这种情况，实际上是回归到了一个正常的调整期。因为有些资本感觉到医院不是这么容易做的，不是投资马上就能有效益的。医院的发展有个过程，首先要得到社会的认可，有了很好的社会效应，创出了品牌，才会有一个合理的回报。它不是一个短期的投资行为，而是一个长线的、有情怀、有担当、有底线的一个服务行业。”他说。

陈林海表示，这次疫情后，预计整个社会办医的数量规模会有收缩。确实会有一批社会办医机构因为经营的问题会退出市场；也会有一批社会办医机构，因为政府下一步的监管加强，受到一些影响。但是从产业发展角度来讲，这是一种行业内部的自我净化和提升，未来一定是强者愈强，弱者愈弱，适者生存。广大社会办医者更多的是要看到产业格局的变化趋势，在这个变化中找到自身的定位，找到创新点。比如说加强自身的学科建设，在垂直领域做到最强，提高核心竞争力，而不是横向的去盲目扩张。

所谓的创新点，不仅包括不断引入新的医疗技术，也包括管理模式、服务方式的变革。互联网医疗与基层卫生领域或将成为两大机遇。

以互联网医疗为例，此前互联网医疗在线上问诊领域一直没有取得很好的突破，却在这次疫情当中开辟了“第二战场”，发挥了意想不到的作用。

管伟立表示，这次疫情让很多人被封在社区不能出来，而身患慢性疾病，需要长期服药的病人药用完了怎么办？这就体现出互联网医疗的重要性。温州康宁医院在1月25日，就发现了民众有这样的开药需求，并积极与温州市医保局沟通，不仅通过互联网医疗平台解决了病人的开药问题，也让平台得以在短期内与医保对接。同时，温州康宁医院也将部分心理咨询服务转移到了线上，产生了很好的效果。

而在基层卫生领域，目前中国九成以上的社区医疗卫生服务中心都属于政府包办、全额事业单位拨款的模式。通过这次疫情我们看到，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还有待完善，基层卫生发挥的作用不够充分，未来这部分市场是否会放开给社会办医值得讨论和关注。

“社会力量办医是我们国家医疗卫生体系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是国家给社会力量办医的一个最新的定位。而我们在基层卫生建设的过程当中，却忽略了社会力量办医的重要性。所以我想今后在基层卫生建设的时候，也需要让更多优秀的社会力量来共同参与到基层卫生的建设中来。”管伟立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