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视的报道、内部文件的流出，引发业界高度关注北京上海两地的医生加号禁令。为互联网医疗创业者抱不平者有之，对医疗行业市场化进程忧心重重者亦有之;当然，也有评论认为该政策倒逼创业者从医疗外围服务转向更有价值、更有技术含量的领域。

近日，集医生、医疗管理者、互联网医疗创业者于一身的缪晓辉教授(长征医院主任医生，现任瑞慈医疗集团，首席医疗官、诊所连锁事业部总经理和互联网医疗副总经理)在工作室组织的活动中，分享了他对这一事件以及互联网医疗的思考。

本文根据活动讲话整理，经缪晓辉教授审核确认。

黄牛的世界，三十年医龄的医生都不懂

北京市卫计委日前发布文件，要求清理“医务人员通过商业公司预约挂号、加号谋取不正当利益”的行为，所有有此类行为的医务人员，应当自行解除与商业公司的合作，并将个人自查自纠(包括合作商业公司的名称、合作内容、收取费用、解除合作时间等情况)报所在单位备查。

我作为一名医龄超过30年的医生、医院管理者，对此有一些看法，甚至疑惑，特别是对于加号行为的禁止。

所谓加号，就是病人在既定挂号名额用完之后，医生另行增加的号源。因为对特需门诊医生而言，某个时段看多少病人，一般都是事先和医院约定好的。要实现加号，有两种方法，一是缩短每个病人的就诊时间，比如预定10个号，但当天有15个病人，通过缩减预定10人的就诊时间，为现场加号病人腾时间。但这种行为不可取。

实际上，公立医院的专家、医生更多是通过另一种方法——延长工作时间来加号、多看病人，比如上午坐诊时间本来是早上八点到十二点，但往往持续到中午一点甚至两点，下午本来五点下班，但往往看到六点、七点，甚至更晚。

为了加号，很多医生选择了牺牲自己的休息时间。包括我本人在公立医院坐诊时，都有不吃午饭的习惯。

现在我们再来看看公立医院的挂号资源分配。我在长征医院时，自己的号源除了留给与医院合作的各家机构外，还会有3-5个留给现场挂号。而对于一些远道而来的外地病人，如果现场没挂到号，我会让前台在征得我同意后，由我签一张单子，同意加号。当然，在允许加号之前，我会根据预约情况、预前判断决定是否通知前台可以加号、加多少号。

在这个过程中，我从来没有进行过不正当的行为——挂号费300块，一部分归我，这是医院认可的正当收入;期间也没有让病人产生额外费用。这种加号与黄牛不是一回事。

至于禁止手工加号政策能否杜绝黄牛，我觉得是两件事情。以我自己为例，如果我加号，一定不是通过院外我不认识的人或者黄牛，而是通过院内雇用、身着工作服的固定人员来与我沟通。

相较之下，黄牛则是通过院内APP预约、院内排队、互联网挂号公司牟利，甚至有神通广大者通过内部人员获取号源。除此以外还有些加号途径，连我自己都说不清楚。

分配机制有缺陷：专家号被浪费

一刀切取消医生加号，一个医生一天门诊可能减少5、6个病人，这个数字不算小，一定会减少看病人数;但无疑也会加剧看病难的情况，给急于挂专家号的患者带来困难。

而且，现在医院也存在这样的情况：一边是看病难，黄牛不绝;另一边是加号需求最大的专家号、特需门诊，存在一定程度的浪费现象，即病人挂不上号，但实际上号却没有挂满。

某次，一个病人在网上给我留言，说哪天没挂到号，但我自己仔细回想了一下，那天我的挂号名额并没满。那么，问题出在哪里呢?比如，分配到固定号源名额的3家机构，有可能哪家没挂满，但名额却是占用了的，这种情况常有发生。而且，我们要考虑到需要预约挂号、加号的病人，大多是病情较严重的。

这种现象并非个别案例，我到瑞慈医疗工作后，很多专家都提及了类似情况。显然，这个问题应当引起重视，要考虑如何根据实际工作中的状况，推出有的放矢的规定、改革，既更合情合理又有利于解决看病难问题。

另外，挂号为什么要预约?一般医生现场挂号并不难，预约的大多数是专家、高职称、对某些疑难杂症有研究的医生，有必要把这些挂号与普通挂号需求分开管理、区别对待。

北上广三甲教学医院有超过50%的患者是非本地患者，他们远道而来，是刚性需求，而且还有些钱，否则不会轻易选择北上广。这些人通过哪些途径看病——熟人、医生、互联网医疗公司，而后者是一种相当便利的方法。

上海好几家三甲医院自主开发了APP，主要功能就是预约挂号，乍看之下相当好用，但也存在不小的漏洞：这些APP可能好心没有办成好事情。就像过年买火车票、上海拍卖汽车牌照，本身是一个便民措施，但同时也给专门牟利的黄牛以投机便利，导致真正有需求的人却享受不到这份便利。

当然，也有人说，外地人来到大城市以后举目无亲，黄牛解决了病人的这种问题，但是，用黄牛这种不正当方法解决的问题，为什么不用正当的方法来解决呢?

互联网医疗创业：业务过于单一化不可取

对互联网医疗公司而言，加号禁令的影响是非常严重的，特别是那些业务仅限于挂号服务的公司。如此一来，就没活可接了。

互联网医疗的创业者是一个非常聪明、非常有智慧的群体，有些公司甚至已经有一些成熟的模式，给有需要的人带来了极大的便利性。而且，很多公司在创业初期不收费用，尽可能多的增加用户，只为未来公司的规模化发展奠定基础。

而如今，一纸公文就有可能令这些互联网医疗公司关门，所有的资金、精力都付之东流。我知道大家都很难，而我自己也正在从事互联网医疗，只是我更愿意称其为“医疗+互联网”。

从互联网医疗创业本身来看，我觉得业务还是不能过于单一，另外，很多模式也值得商榷。比如健康管理、医疗大数据，做了不少工作，但也有很多是无用功。比如说，突然冒出了一家互联网公司，既没有诊所，也没有医院，你的大数据在哪里啊?没人给你资源，数据先搁一搁;慢病管理也很难管得到;轻问诊也有一些问题，一定不是我们目前的形式，几百号人在线上怎能只通过文字来交流，肯定要加入视频、音频等技术，还有非全科医生、专科医生跨科看病……都是很难满足病人需要的。

我知道此刻大家都备受打击。原以为互联网医疗2014年是风起云涌，2015年是打好基础，2016年会迎来上升期，但现在风云突变。

在此，有一句话要与大家共勉，这句话也被瑞慈医疗CEO称为缪晓辉语录——谁掌握了优质医疗资源，谁就掌握了互联网医疗。如果说互联网医疗只在外围转，很难长久，只有能提供全面、多样化的服务，才能够长大。

多点执业、自由执业是可选出路

真正要起来抗议的，除了公司，还有患者用户群体。

对于一些习惯了互联网的年轻群体，互联网挂号有着不小的需求。如今这个路径出现了问题、偏差，该怎么去解决?今天智慧城市等概念很多，同理类推，我们除了强硬的干预手段之外，还要通过调查研究，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应该要智慧一点，而不是这么粗糙。

其实，我们也不能保证，如果此刻自己站在政府角度，是否会做出更明智的决定。但是，现在经常出现的情况是，某一个政策出台了却得不到大多数人的支持，这值得管理部门深思。对于某些敏感话题，在高层大力提倡万众创新、互联网+的背景下，在作一个重大决策之前，还是要从如何为大多数人谋利益出发，考虑得更周到、更细致一些为好。

如何规范互联网医疗行为，如何将医疗机构和患者等利益相关方更充分、更紧密地结合起来考虑，既不损害参与方的积极性，又能推动互联网医疗的发展，需要创业者的智慧，也需要政府的智慧。

分级诊疗是对的，随着医疗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不把多点执业、自由执业之路开放了，诸如挂号难、看病难、黄牛等问题都很难解决。当然，我还是特别期望优质医疗资源能流动起来。哪怕从试点开始，先把多点执业真正放开，进一步走向自由执业，过去认为难以破解的问题，将得到很大程度的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