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猎狗戴着项圈算什么自由”

尽管此次深圳《细则》将“多点执业”称为“多点自由执业”，但在业内医生看来，多点执业远不是自由执业。

医生自由执业目前已成为一种国际惯例。一般认为，医生自由执业所指的是持执业证的医生，有选择“个体行医、合伙行医或者受聘于医院行医”的自由。“在英美这些国家，医生注册不是限制在某家医院的，你到这个医院就把执业证带在身上，离开医院就带走，医院限制不了医生。”况福平表示。

在国内，医生执业须同时拥有《医生资格证》和《医生执业注册证》，“我们一定要定个点通过某一家医院的考试，这家医院发给我们《执业注册证》，两证在手才能上岗。”上述华侨医院医生告诉本报记者。而这种规定就意味着每个医生都必须隶属某个合法医疗机构。一位医生在网上打趣，“猎狗戴着项圈算什么自由?”

人的观念就是一个难题。于莺认为，目前如果要搞自由执业，最大的阻力可能不是来自医院，而是来自公立医院的医生。“好不容易进了很好的三甲医院，被制度逼着去写论文、评职称，有些人真的从来没想过要从医院出来。”

这样的观念也由于目前公私立医疗机构的不平等待遇而得到加强。

由于私营医疗机构不具备人事权，医生想要得到晋升相当困难。“民营医院的职称评定要跟公立医院对等(才行)。民营医院医生的中级职称到高级是很难晋升的，因为没有科研项目的指标。所以我们很多副高的医生逼着又回到公立医院。这样医生怎么流动得起来?”况福平告诉记者。

时代周报记者获悉，这样的情况并非孤案，中国民营医疗机构医生“两头大中间小”(年轻医生与退休医生多)的情况普遍存在。而原因就在医生晋升的机会上，民营医院受到较严重的歧视。作为中坚力量的“前线医生”不愿脱离公立医院体制，原因大抵在此。

“脱离体制，教授啊、主任啊那些高高在上的学术地位就都没有了。你跟传统学术界不搭边，他们根本不带你玩。”于莺笑着说，“张强(原同济大学附属东方医院血管外科主任，后转投私营医疗机构)还有我们这些人，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但还不知道会不会吃死呢。先驱搞不好就成为先烈!”

“自由执业”之困，既涉及政策和体制的开放，亦与社会配套不足密切相关。上世纪80-90年代中国改革开放后允许民资买下医院继续经营，才出现大量的私营医院或诊所。但是各方面对这类医疗机构的监管方面却不到位，造成了患者对于私营医疗机构的信心缺失。“这些就是市场监管人的问题，不单要开放私立机构，还要有严格考核。”于莺对时代周报表示，“另外还有第三方考核，比如保险(放心保)公司。”

关于自由执业的医生的个人保障问题，在国外通行的解决方式就是通过保险公司来加强医生工作的稳定性，同时也通过保险的方式对医生行业进行规范和甄选。

“西方每个医生都有一定的保险，如果医生问题出太多，就没有人愿意为你提供保险，这样就做不下去了。这样就能强化医生本身的自律性。你不可能每样都靠政府管，政府又做裁判员又做运动员真不容易。”瑞尔齿科中国区副总裁邹建龙对时代周报记者表示。

在中国，保险公司与执业医生的商业保险关系设计还是个新鲜事，但并非不可能启动。由于医生的自由执业必然带来丰厚的利润，这个市场其实不难建立。“现在这个市场不透明不开放，所以没有保险公司涉足。一旦市场活跃起来，保险公司是闻风而动的。”于莺这样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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