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接着走访了北京第二家从9月1日开始试点“医药分开”的医院——首都医科大学附属朝阳医院。

作为第二家加入“医药分开”试点的公立医院，朝阳医院在政策的安排和设定上与友谊医院基本一致。在医院大厅的大屏幕上，记者看到，按医师职级确定的 “医事服务费”，用红色字体醒目滚动着。

按照北京市医管局副局长毛羽的说法，“医药分开”是一项综合性的改革，医事服务费的设立是此次改革的核心。

北京市医院管理局副局长 毛羽：北京的医药分开，实际上它是综合性改革的一个表现。因此它不是一个单纯的取消15%加成的这么一个简单的事情。所以它这里头有财政的加强投入，社保改进了、完善了、提高了报销的比例和要求。最核心的东西，是我们北京这次的医药分开工作，大家看到了我们设立的是医事服务费。

在友谊和朝阳两家医院的改革中，原先的挂号费取消了，费用标准也由5元、7元、9元和14元，分别提高到普通号门诊42元、副主任医师60元、正主任医师80元和知名专家门诊100元。

作为国务院医改专家咨询委员会的委员，刘国恩坦言，由于一直以来挂号费的定价太低，医院和医生只能通过多开药、过度用药来“收回成本”。

北大中国卫生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刘国恩：我们这套固化的，人为的，行政管制的价格体系根本就没有反映医务人员的劳动付出和贡献。(剪切)所以，才有这么多的医生被迫去寻求其他的途径来找回自己的损失。

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朱恒鹏认为，如果医疗服务价格不能提上来，医疗机构还是要依靠卖药收入来养活医院、医生。药品的价格不管怎么调整，老百姓最终都要付出那么多费用。这种体制约束造成的“成本回收机制”，让医生们普遍缺乏职业荣誉感。

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 朱恒鹏：一个医学博士，5年本科，硕士博士连下来十年，你不可能也不应该要求人家给你看一个病，才给5元钱，这是不合适的。如果是这样的话，你愿意当医生吗?

主持人：取消药品加成之后，医院“大处方、滥用药”的痼疾得到改善。但医院的收入也会相应减少。为了弥补减少的合理收入，早在最新一轮医改启动初期的2010年，便提出要采取增设药事服务费、调整部分技术服务收费标准等措施。这次北京医改将“药事服务费”改为了“医事服务费”，一字之差，意义截然不同。

记者在北京朝阳医院试点首日的媒体沟通会上了解到，朝阳医院将确保医疗服务费用上调带来的收益，合理分配给医生，并规划了相应的收入分配比例。

北京朝阳医院执行院长 陈勇：作为医院的管理者，我们也是在绩效分配上，一定要向临床一线的人员倾斜，就把国家改革的政策，它的导向要充分地体现出来。

就我们初步计划的，想把医事服务费的60%来纳入医院整体的医务人员的绩效分配。

作为知名专家，北京朝阳医院心脏中心主任杨新春医生的门诊费用，从过去的14元，变为如今的100元。服务费用的上调，让他感到了对自身价值的认同。

北京朝阳医院心脏中心主任 杨新春：从医务人员角度来说，我们也是靠我们的技术，我们的工作，靠我们的服务得到正常的回报。这样总是比从药物加成里来得到回报，从理论上也好，从感受上也好，那都是不一样的。更加能够体现医务人员本身的一种自身价值。这样也便于调动医务人员的积极性。

医事服务费上调的同时，朝阳医院加大了对“大处方”的检查力度。朝阳医院医务部主任王宇，在试点首日的媒体沟通会上解释了超常处方的判断标准。

北京朝阳医院医务部主任 王宇：在每种药物上会考虑这个药品本身实剂量，限制剂量。所以我们在使用药品时，超过药品本身剂量要求而开药的话，就属于不合理用药，或者叫“超常”处方。再有，我们在同一张处方上，发现使用两种药物作用相同，或者近似的药，这样等于累加药物的作用，对治疗没有更多的好处，这样我们也判定为“超常”处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