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表示我国医学教育已到危机关头(2)

王小凡指出，我国部分省市在20世纪80年代末引进了全科医学的概念，逐步建立了全科医学教育体系框架，但到目前为止，国家还没有建立全国统一的住院医师培训制度。结果出现的问题是，医学生们毕业后不愿做住院医师，他们到了成家立业的年龄，住院医师不仅待遇低，而且与没有经过住院医师培训的同行相比，晋升时间也推迟了;另一方面，医院也不愿意接受刚毕业、没有学会看病的医学生，出现了医学生就业难的情况;与此同时，因为缺少稳定的经费支持，医院也不愿意接受住院医师的培训。

他建议国家应通过一系列的政策，建立住院医师培训制度。一是国家要制定硬性规定，二是医院要担起责任，三是给住院医生一定的保障 。比如国家能否考虑建立激励措施，要求在三甲医院在某一年限后晋升主任医师，必须有住院医师培训的经历，这条路非走不可;住院医师在训练结束后，如果达到某个标准，可享受国家公务员待遇，这样住院医生们会认为，这几年“罪”受下来也值得;另一方面，国家为提供学生临床实践和住院医师培训的医院提供经费支持，这样在医院承担责任时也不亏本，也愿意花功夫培养人人。“关系理顺了，事情就好办了。”

改革医学教育管理体制

“我觉得国内需要有这样的医学教育机构，能培训出将最前沿的医学研究成果应用到临床的人才。如果没有这样的机构和人才，我们会发现有一个生物医学产业化的大缺口。”

20世纪90年后期，我国高校掀起声势浩大的“合并潮”，北京医学院、上海医学院、同济医学院、中山医学院、华西医科大学、湘雅医学院等一批著名医学院相继并入综合性大学，加之同时出现的高校扩招热，中国医学教育事业受到结构性破坏。

“管理上出现相当大的问题。医学院合并到综合性大学后，教育部并没有将之当作特殊学科来管，忽视了医学教育的特殊性。还有扩招，医学院的扩招有很大问题。我听说有一个医学院，扩招前只有200多位学生，现在有2000多名学生，很大一部学生毕业时从来没有见过一个病人，这样的人怎么能让人放心让他能看病呢?”

王小凡认为，医学教育不能按市场经济规律来办，因为即使再没有经济能力的人，也希望找最好的医生用最好的药。他建议，由卫生部为主、教育部为辅来管理重要的医学院，“从医学的重要性和特殊性来讲，卫生部肯定比教育部更清楚更需要哪方面的医学人才、需要什么样的医学人才、需要培训多少新医学人才，而不是目前这种不考虑社会需求、来多少就招多少的方式。”

院校合并带来的另一个问题是医学院的附属医院都成为独立法人分出去了。“今天，虽然北京协和医院虽然挂的仍然是附属医院的名称，但实际上是独立法人，从结构关系上不再从属于医学院，医院现在的宗旨是‘疑难危重病的诊治中心’;原附属于上海第一医学院的各个教学医院现在与医学院脱离了关系，升格为成为复旦大学附属医院;北京大学医学部有8个附属医院，但没有一个医院真正从属于北大医学部，这对医学教育来说是严重的问题。”

在美国，无论是独立的医学院或综合型大学中的医学院，都有相当的独立性，医学院院长既管教学也管临床，附属医院的人事、财政权利都掌握在医学院院长手里。“我发现，国内医学院与附属医院完全分家后，医学院都很穷，而很多医院的利润都相当可观。现在的问题是医院不愿收学生实习，也不愿收住院医师。因此，我觉得主要的附属医院应该收回到医学院中，这样在调动资源时才能合理，医院的一部分利润用于医学生培养，再加上国家的一部分补贴，才能把医学教育这件事做好。”

王小凡最后表示，国内医学教育体制的改革，需要经过一、二十年的时间才能见效，现在应该着手先做改革试点，探索出一条新路来。如果走好了，国家将来急需的医学顶尖人才不会断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