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向大家简单介绍一下五项重点工作的进展：

首先是基本医疗保障制度建设。到去年年底，基本医疗保障覆盖率超过了人群的90%，其中新农合覆盖8.32亿人，城镇医保3.9亿人。可以说，这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保障事业。40.4%地区的新农合政策性住院费用报销比例达到60%。门诊统筹，县、区达到了66%。在76%的地区，新农合最高支付额度达到农民人均纯收入的6倍，管理服务水平也有所提高。

主要问题和解决思路：针对新农合基金支付压力增大、存在基金超支风险的问题，需要适时提高新农合财政补助标准和个人筹资标准。针对新农合基金监管薄弱的问题，需要进一步加强基金监管，通过完善制度、建立机制、充实监管力量、加快信息化建设等方式，加强新农合基金的审核报付及结算工作，确保基金安全。

二是建立国家基本药物制度。目前31个省、区、市都已建立了省级集中招标采购平台，38.4%的政府办社区卫生机构、30.4%的政府办乡镇卫生院实行了零差率销售。今年政府办基层医疗机构基本药物制度实行要超过60%。在82.9%的县，基本药物纳入新农合报销范围。这一制度的实施已经出现了 “两降两升”的局面，“两降”就是基层门诊费用和次均住院费用下降，而基层门诊量和住院量上升，让人民群众得到了实惠。

主要问题和解决思路：首先，各地反映国家基本药物目录还不能完全满足基层用药的需求，解决的思路是适当扩大基本药物目录药品范围，抓紧出台更为完善的国家基本药物目录。第二个问题是基层医疗机构实施基本药物零差率补偿不到位，答案是需要加快落实财政补助，推进建立基本药物多渠道补偿机制。同时，必须转换基层机构的运行机制。第三个问题是基本药物招标采购工作有待规范，解决思路是加快出台国家基本药物招标采购工作规范。第四个问题是急需出台村卫生室和非政府举办的基层医疗机构执行基本药物零差率的政策，解决思路是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将实施乡镇卫生院和村卫生室一体化管理的村卫生室(乡村一体化)，纳入基本药物实施范围，同时探索多渠道补偿，鼓励将非公立医疗机构购买服务纳入基本药物制度实施范围。

三是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建设。主要进展是截至去年年底，29.2%的政府办县医院、42%的政府办乡镇卫生院和35%的村卫生室以及60%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达到了建设标准。在人力资源建设方面，为乡镇卫生院招聘了4700多名执业医师，今年已启动5000名定向免费生的招生工作。20%的政府办乡镇卫生院和21.7%的政府办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实施了收支两条线管理。特别令人振奋的是，在42.8%的县、市制定并实行了社区首诊和双向转诊，在 23%的政府办乡镇卫生院和22%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实施了绩效工资。

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基层综合配套改革仍然滞后，解决思路是积极推进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综合配套改革，建立人员管理制度、人士分配制度、多渠道综合补偿和绩效考核制度，转变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

　四是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已经取得的进展是32.8%的城市居民和17%的农村居民建立了健康档案，为15岁以下人群补种乙肝疫苗超过 2100万人，完成了年度预期任务的77%。全国公共卫生服务经费补助标准达到了人均17元。在73%的县、市、区，已经将公共卫生机构全部纳入财政预算拨款。

主要问题：一是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进展不均衡，在一些农村地区还比较滞后。二是不同医疗机构之间分工协作与业务指导的机制尚未形成。针对这两个问题提出了注重公共卫生服务项目之间统筹和整合的思路及建立不同医疗机构之间分工协作有效的机制。

五是公立医院改革试点。已经确定了试点16个国家级城市和30个省市级试点城市，共214家公立医院。在72.9%的县建立统一的公立医院管理机构，在32.2%的医院试点临床路径。

在过去的两年多时间内，卫生改革发展取得重大进展的同时，卫生界的一些专家也在帮助政府部门对未来的发展进行一些战略研究，我这里特别要提到的是韩启德副委员长和桑国卫副委员长带领的近百名院士、专家历经两年多时间进行的“健康中国2020”战略研究。我报告一下这项战略研究的主要成果对于卫生改革与发展的若干重大思考：首先是要处理好四大体系(“四梁”)之间的关系。首先需要科学统筹公共卫生服务与医疗服务两大体系，坚持正确的改革方向。虽然这两大体系的功能定位有所不同，但是必须加强功能融合，相互支持，更好地将防治任务落到实处。两大服务体系的建设和发展都要坚持公益性导向。这两大体系结合的环节主要是在城乡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和处置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以及人才培养方面。需要正确处理医疗服务体系与医疗保障体系之间的关系，努力实现病有所医。这就涉及到所谓供方和需方两个方面的发展和改革，两者相辅相成，不能偏废，也不能偏袒一方。医改中坚持既补需方又补供方的方式，比较好地兼顾供需双方的利益和诉求，是具有中国特色的  一项重大改革进展，应当统一在卫生体制框架内协调发展。两大体系要相互支持，共同构成有中国特色卫生体制的重要基础。

关于医疗和医保的关系，总体上是一体两翼，同时在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建设中充分发挥一手托两家的优势，也就是将医疗服务能力的建设和医疗保障制度两者形成良性互动，互相支持又互相制约。

需要准确把握医疗服务体系和药品供应体系之间的关系，努力推进基本药物制度。药品是医疗服务的重要工具和手段，也是医疗服务的重要内容。健全医疗服务体系和药品供应保障体系，其宗旨和目标是一致的，都是为了攻克疾病、改善健康。我们讲的医药分开，其实其内涵是指切断医疗机构与药品销售之间的经济利益联系，逐步取消以药补医的旧机制，建立发展医疗服务的良性新机制，使发展卫生事业的责任回归到政府和全社会。建立基本药物制度不仅要推减轻群众医药负担的角度来理解，更要从维护和促进中华民族健康素质的高度来认识，坚决遏制滥用药品，特别是抗生素的不良倾向。

在下一步改革当中，需要界定的一个重大问题是基本和非基本的问题。政府的主要责任是保障基本医疗服务制度建立，而非基本，也就是多样化的特需医疗卫生服务，需要充分发挥社会的力量、市场的力量，但是政府在监管方面同时具备不可推卸的责任。

关于公立医院改革，专家提出需要根据不同的公立医院的性质、类别和服务的功能，突出近期重点。“健康中国2020”战略研究提出，将县、区医院等直接面向人民群众提供基本医疗服务的这些医院作为当前公立医院改革发展建设的重点，比较符合实际，同时需要加强对一批兼具医疗、教学和科研功能的区域医疗中心和国家医疗中心的建设，提出了“54321”工程。“5”就是5万家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实际上克强同志最近的一个重要论断非常有针对性，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实际上也是政府在基层办的公立医院，当然这个平台同时兼有公共卫生和疾病预防的责任。“4”是4000家县区级医院，尤其是农村县医院。在之上是我国362个需要建立支撑县医院综合性的三级医院功能，共300家医院。再之上是31个省区市约200家综合性医院和专科医院。在最上层，我们希望能够建立近100家代表国家最高水平的医、教、研医疗中心。这样，首批需要建好的公立医院数量大概是5000家。我们认为这样一种考虑是比较符合实际的，同时整个医院体系的建立和公共卫生能力的加强要联系在一起。

同时，我们要进一步解放思想，出台政策，创造空间和有利的环境，为社会资本进入医疗服务领域开绿灯。

目前，我们正处在制定“十二五”规划的关键时期，需要准确把握深化医改与“十二五”卫生规划的关系，处理好中长期规划与近期规划的关系。在“十二五”期间，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仍然应该是卫生工作的主旋律，对这一点我们不能有丝毫动摇。科学制定“十二五”卫生规划必须认知和研究医改的方针和策略。应该说，“十二五”期间是将人人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加以实现的关键时期，规划目标的完成情况直接关系到医改能否成功。所以，紧紧围绕医改做好“十二五”卫生规划非常重要。

专家已经提出的一些供政府决策的建议包括：实现人均期望寿命达到75岁(2015年)，专家研究认为，只要我们以医改为动力，加强对影响健康因素的干预和控制，应该能够实现这一目标。同时，需要进一步降低婴儿死亡率和孕产妇死亡率，为我国实现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和推动全球工作做出更大贡献。

深化医改与实现卫生事业跨越式发展两者之间存在着内在的联系，医改是解决体制机制的问题，目标是形成新型的医药卫生体系。而发展需要确定战略选择、战略目标和发展方向及发展道路，两者互为促进。

“健康中国2020”战略提出了若干项实现“十二五”期间乃至到2020年我国卫生事业跨越式发展的政策建议，包括创新有利于国民健康的领导体制，经济社会发展的模式和法律制度；完善公共财政投入政策和机制；统筹医疗保险发展；推动有利于国民健康的医学模式转化；加快医学人才培养，提高卫生人力素质；还提出了加快卫生信息系统建设、提升卫生管理水平、充分发挥我国传统医学优势，依靠科技进步促进卫生事业发展，制定有我国特色的生物只要和医疗器械产业政策；积极动员社会力量大力发展健康服务业；增进有利于国民健康的国际合作活动。

各位领导，各位同事，我们坚信，有党中央、国务院的坚强领导，有全国人民的支持，有各部门、各个地方的同志们的携手努力，中国的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一定能够取得成功，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