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通过托管下面一、二级的医疗机构，通过优势互补，通过基层医院量身订做的方案方式，真正为基层医疗机构在输血的过程中提供他们的造血能力。我们还通过建立远程医疗，使大医院的优质资源能够直接的面向基层群众。”——南方医科大学（原第一军医大学）附属南方医院院长耿仁文在接受采访时谈到。

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院长耿仁文在日前接受记者采访，就“医疗改革和医院管理”的发展趋势与最新情况回答网友和读者的提问，整理如下。

现状：医疗资源总量不足、分布不均、保障面窄

耿仁文：中国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医疗保障的科技水平在提高，群众的健康改善也非常明显。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在新的医疗服务保障中存在不少的问题，主要表现在我国资源总量不够，分布不够合理，保障的面比较窄，在保障的水平上，群众日益提高的比较高的需要存在着比较大的差距，概括起来讲，现在在医疗卫生方面存在着几个突出的问题，一个是群众看病的问题主要还是依靠个人的财力和物力，而不是靠国家的保障，这是群众反应的看病难看病贵。

究因：看病贵因看病花钱主要靠个人支付

耿仁文：这里面有一个因素与这个有关系，看病主要依靠个人的财力而不是靠国家保障，因此看病的绝对数不是很高，甚至比发扬光大低多，但是群众直接的感受是看病难看病贵，为什么？看病这个部分花钱主要是靠个人支付，这部分钱占的个人收入很大不同。第二是我们在卫生工作中，虽然是预防为主，防止结合，从客观效果讲，还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第三个问题是医疗卫生服务系统还没有真正形成合力，最后的问题是公立医疗还没有完全真正建立起科学的支付体制和筹资机制，这都是我们当前卫生体制存在重大的问题，这些问题现在从中央到国务院对这个问题有了很多清醒的认识。

医院：采取远程医疗、实时监控，优化医院管理

耿仁文：南方医院跟大多数的医院一样，成为国家医改改革的试点，但是首先要认真学习新医改相关文件，中央的要求，国务院的要求，我们在医疗发展中，始终要牢记公立医院的社会责任，牢固广大人民群众对医疗卫生服务热情的期待。从细节入手做很多的工作，我们通过托管下面一、二级的医疗机构，通过优势互补，通过基层医院量身订做的方案方式，真正为基层医疗机构在输血的过程中提供他们的造血能力。我们还通过建立远程医疗，使大医院的优质资源能够直接的面相基层的观众。包括派出很多的医务人员到基层工作。

“一毛钱处方”：反映群众看病少花钱的强烈期盼

耿仁文：一毛钱是否科学？不是的，我们学习生物的都知道，有一句话是生物的多样性，不同的生物存在着不同，同样是人，个体和个体也存在着很大的差别，有一些因素在有些人身上成为易感因素。疾病的发生是因人而异，同一个人生不同的病也而异。所以我觉得一毛钱的背后我非常理解广大群众热切的期盼，我们用更大的举措引进技术，让群众花少的钱就能享受到优质的服务，能够解决好它的问题。

“军备竞赛”：遵循计划采购、减少重复、资源共享原则

耿仁文：大医院对设备的依赖性比较强，你刚刚讲的问题，我注意到媒体和群众的反应，我们需要在区域卫生规划的背景下，包括大型的设备在内做好合理的安排，能够通过机制的创新解决好问题。在发达国家，他们很注意区域卫生建设的分析，这个区域常见病是什么？注意资源的构成，这是需要我们借鉴的，我们应该在区域卫生的主导下，做到有计划的采购，有计划的更新换代，能够使它保证为群众看病需要所用，又能最大程度的减少浪费，减少重复构成。

新医改：社区医院人才培养、投入最重要

耿仁文：在新的医改中，最要解决的问题，最重要的问题，让基层的医疗卫生机构，成熟的社区一定要丰满起来，能够有效的在防止疾病中发挥作用，主要的问题是提升质量，现在老百姓有了病，为什么不到这里看，从人才来讲留不住高端人才，设施上不能满足检查要求。从用药来讲，由于人才的最重要的瓶颈没有解决好，所以这些新技术，新药物，最新的理念都不能得到使用。所以老百姓信不过。

防病：未病先治、早诊断早治疗、规范治疗

耿仁文：通过最近几年大家关注医改，我个人感觉大家的健康意识、维权意识都在提高，但是这方面还有很多工作做。第一是未病先防，第二是有病早治，第三是规范治疗。对健康进行干预，比如我们有一些高危因素的人，对高危因素的人要早期干预。90年代有专家说，中国现存的高血压病人当中，有一半的病人不知道自己患了高血压，知道患了高血压病人当中，有一半是从来不治疗，第三在治疗人群中有一半是从来不规范治疗，一个人群是整体，三次一半，真正规范治疗是八分之一，这是中国为什么这么多心脑血管病人的原因。

网上问诊：

大洋网友：耿院长，您认为“药事服务费”能遏制“以药养医”吗？您是怎么看待“药事服务费”这项诊疗收费的？我担心“药事服务费”变成医院的又一个创收途径。

耿仁文：这位网友提出的问题有一定的代表性，我是08年冬天到国家参加座谈会，当时有发改委，卫生部，劳动保障会召开座谈会，其中就讲到这个问题，医院取消药品的加成，通过服务费来做，这里面涉及到操作细节的问题，是按处方收取还是额度收取，外用药，内服药等等，这些事情不简单，需要好好的论证，在小范围先试点。

大洋网友：我从网上看到治疗艾滋病、乙肝生产商享有专利权，高昂的药价最终转嫁给病人。我国的强制防治药物一定能大大降低药品价格，您认同这样的观点吗？

我们的药品主要是重复性生产很多，很多企业规模不大，主要是靠生产防治药，这需要国家有关部门制定相关的政策，积极鼓励我们的制药企业和科研院所加大科技成果的转化，加大对医药研究的投入。我们政府高度重视，很积极，有一些重大专项，刚刚说到的都包括了。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会得到比较好的解决。

主持人：刚刚说到卫生资源的分布不均，南方医院作为综合性的三甲医院，每日的门诊都很多，而一些社区医院，看病的人很少，这形成差异很大的对比，社区医院存在的生存困境是什么？原因是什么？

耿仁文：医疗卫生服务不像别的服务，别的服务有回旋的余地，比如说买了衣服不合适，可以调换。看病不同，有一些病耽误不起，耽误之后会后悔，后悔药买不起。所以一上来就到大医院，造成大医院人满为患。

解决这个问题我个人认为需要多方努力，最重要的角色是政府，政府怎么办？国外有很多成功的经验，比如美国、日本、澳洲、这些国家我都专门考察他们的基层医疗，基层的医生和大医院的医生，比如说我们是同一年级毕业的学生，尽管岗位不同，基层设置配置，机制体制比较完善，我可以到你那帮你做手术，你也可以过来。不存在差异，外国的工作人员到那就业，会像选择职业一样，如果我是大学毕业生到这里工作，经过调查，你的服务水平、人性化管理是最好的，我就找你，如果我今天发烧感冒有问题，就打电话给你，你就会告诉我，给你开非处方药，休息好，多喝水，有情况跟我联系。如果好了就没事，如果有了问题就安排我去另外一个医院去检查，所以在这些地方，基层一线机构很丰满，老百姓很相信。

主持人：有个性化的服务？

耿仁文：对。我们到澳洲、美国、他们门诊是萎缩的，大量都在一线解决了，我们政府扮演主要的角色，让大医院有效的为一线人员输送人才，同时创新一个机制。比如说大医院的医生，你主治5年了，必须到基层医院工作3年，让老百姓打分，优秀才能提副教授，这需要政府建立长效机制。比如我每年派很多的医生到基层去，基层政府要投入，包括必要的设备，必要的设施，尤其是一线工作的人员，解决后顾之忧，包括医生职业生涯的后顾之忧。国外有很多的成功经验，我们可以拿来进行改造。

客观来讲，中国的国情有一些不同，比如说卫生事业，外国的发达国家，他们医护人员面对的病人每天面对的量要少，美国的医生一般的时候，上午看病不超过6个人，和病人充分的交流，从生活的关照，生活方式的改造，生活习惯的改造，然后教你一些方法，预约的时间很准时。中国不同，一个医生看几十个，很那做到静下心问得很详细。这就是资源上的差别。以护士为例，美国有260万护士，中国这么大的国家，只有124万护士，不包括军队，资源跟人家是无法比的，我们医改很重要的任务是把存量做大，还要盘活现有的存量，就是我刚刚讲的一线的，大家都做起事情，病人有效的分流了。

综合性医院解决疑难危重，为各界输送高质量的人才，第三是医学科研，我们面临着很多的临床问题，肿瘤的防止，高血压的防止，究竟是哪些生活方式在影响着。病人有效的分流了，大医院要把更多的精力做更重要的事，优质资源通过其他的路径面向服务群众，而不是包揽一切，感冒了，发烧了都去大医院。医改必须一定在制度设置，举措安排上用系统论的观点，重在制度体系的建设。所谓制度体系的建设，就是要相互衔接，配套，这样合理的制度体系能够有效的减轻推行中的阻力，能够有效的缓解压力。第二，一切问题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真正有效提高群众医疗卫生的水平。在医改不同阶段都要抓主要矛盾，把相关的问题解决透，用系统论的观点统筹好，这是不好的，一定要注意动机和效果的一致。

我曾经讲过一个例子，是运动医学，运动员拿到铜牌，腰部受伤了，后来开医学研讨会，德国专家节说，运动员的健康和获取金牌之间存在哲学命题，我们当时不解？德国专家说，如果我们让运动员牺牲健康拿金牌，违背了运动的初衷。这个话讲得很精辟。我们不管是大医院的改革还是政府层面的制度设计，我们都必须考虑制度体制的设计，真正把出发点落脚点让群众收益多，而且动作和效果一致。不能雷声大雨点小，医院管理者要提醒自己，做事一定是实实在在的为群众做事。

主持人：这样的思路做事非常重要。

耿仁文：对。

主持人：作为大医院，通过哪些措施带动社区医院？

耿仁文：南方医院在2005年在广东省是第一家到阳江的一家卫生院，当时分管的领导都到现场，我本人也去了，我们采取量身订做的方法为他制定帮带的合作。我们和几十家的医疗机构进行帮带合作，包括对人才的培养，包括讲专业课，都是定期的安排，包括给他们必要的设备支持，再就是去年建立了远程医疗会诊中心，和省内外几十家医院进行了合作协议，远在几千里，如果遇到一个急救的病人，CT片当地医院人员看不了，不确定，可以传给我们，我们会建议他们做什么样的检查，如果检查是什么？你们做什么，可以做现场指导，抢救重病人，外伤病人要的就是这个时间。有一些病人确实需要手术，我们就可以飞过去。减少病人来回的搬运，增加病人的风险及经济成本，最大限度的降低看病的成本。我们和中国连通建立了电话预约系统，也保证到我们医院看病，说是9点到，我就等着你，不至于盲目的排队，这样是减少群众看病耗费的成本，提高效率，同时也提高医院的效率，强化了我们医务人员为广大群众提供服务的理念，这是很有意义的事情。

主持人：电话预约成功预约的人多吗？很多人打电话可能是全都预约满了？

耿仁文：这种情况可能会有，我们后面有大量的工作做，包括配备人员，场所调整，你的内部信息的传递，接电话的人要知道某某教授是哪天出诊，什么时候出诊，这些后面的工作是有大量的内部，要优化工作流程和加大人、财、物的配备才能完成。信息传出去了，就要对群众兑现，要讲诚信。

防病：未病先治、早诊断早治疗、规范治疗

主持人：中国的老龄化进展很快，周围的老人越来越多，长期带病生存的人会越来越多，刚刚说到防病的重要性，按照您的分析，现在老百姓防病的意识多吗？

耿仁文：通过最近几年大家关注医改，我个人感觉大家的健康意识、维权意识都在提高，但是这方面还有很多工作做。第一是未病先防，第二是有病早治，第三是规范治疗。为什么讲这三句话，未病先防是我们老祖宗的理念，中医治未病，现在很多病是可防可质的，大量的病是跟生活方式有关系，饮食、运动，面对的生活压力等等，这都有直接的关系，我们讲未病先防止很重要，大家第一要知，第二要信，第三要行，我们医院每周都开很多的卫生健康科，我们专门成立健康管理中心，对健康进行评估，对健康进行干预，比如我们有一些高危因素的人，对高危因素的人要早期干预。90年代有专家说，中国现存的高血压病人当中，有一半的病人不知道自己患了高血压，知道患了高血压病人当中，有一半是从来不治疗，第三在治疗人群中有一半是从来不规范治疗，一个人群是整体，三次一半，真正规范治疗是八分之一，这是中国为什么这么多心脑血管病人的原因。高血压是要每天按时吃药，现在有很多种药，让专家选，坚持吃药，不发生并发症，不发生就对你没生命威胁。

规范治疗，有效的控制血压，你的生命质量，生活质量同样是提高的，问题是现在很多人仍然在米糊的状况，不接受这些观点，高血压没什么感觉，为什么要每天吃药，他没想到高血压、糖尿病是终身治疗的病。糖尿病也有很多人过度的依赖药物，有些糖尿病人指望开要血糖降下来，降血糖要控制体重，这样的前提下发挥药物的作用，规范治疗很重要。只有规范治疗才能有效的控制疾病，防止出现并发症。这对家庭、个人、社会都是有益的。对于中国老龄化加速，我们面临着更严峻的考验，这对于我们国家来讲，是一个考验，当然不光是卫生服务的问题，涉及到适合保障的方方面面，这是重要的命题。

主持人：我国的资源投入够吗？问题存在在哪些地方？

耿仁文：我们注意到新一轮的医改，政府正在注意除了制度体系的建设，正在加大基层投入，比如四个体系建设，包括卫生服务体系，卫生保障体系，公共卫生体系和药物服务体系，医保这一块是实现人人享有基本医疗服务的路径，或者这是重要的途径。现在医保包括城镇职工，城镇居民，农村新农合，还有医疗救助，对个人交纳不起钱的人，没有子女的老人，政府出资，也能享受医保。政府对医保的投入，从保大病逐步过渡到保小病，从逐步的增加投资的力度，提高保障水平。对社会非常困难的人群采取特殊的保障方式，通过这些途径加大很大的投入。

你讲的还包括其他的体系，我注意到医改中有公立医院的投入，在试点的医院中探讨怎么取消药品的加成服务，目前是希望老百姓看病的时候少花钱，出发点是很好的。任何一个改革都涉及到很多具体的事情，需要我们进一步的认证，通过先试点的方式做得更完善，这种投入我相信我们政府还会加大。我上上个月在北京开会，参加中华医学会第24大，我所知道国家有关部门正在研究小孩先天性心脏病和白血病。必须是规范治疗，费用降低，减少不必要的诊断和治疗，使这些疾病不是个人家庭掏钱，而是依靠医保到医院看病，这样首先是群众受益，医院也受益，扩大病人的来源，专家为他们解决问题，这些问题都有渐进的过程。

主持人：需要时间？

耿仁文：对。也需要试点，改革是利益的调整，尤其涉及到利益的分割的深水区，所以我们必须想得更周到，在制度体系中更多的用哲学理念把问题分析好，把举措拿得更实在，我们对医改充满了希望。

大洋网友：耿院长，您认为“药事服务费”能遏制“以药养医”吗？您是怎么看待“药事服务费”这项诊疗收费的？我担心“药事服务费”变成医院的又一个创收途径。

耿仁文：这位网友提出的问题有一定的代表性，我是08年冬天到国家参加座谈会，当时有发改委，卫生部，劳动保障会召开座谈会，其中就讲到这个问题，医院取消药品的加成，通过服务费来做，这里面涉及到操作细节的问题，是按处方收取还是额度收取，外用药，内服药等等，这些事情不简单，需要好好的论证，在小范围先试点。

大洋网友：我从网上看到治疗艾滋病、乙肝生产商享有专利权，高昂的药价最终转嫁给病人。我国的强制防治药物一定能大大降低药品价格，您认同这样的观点吗？

耿仁文：这涉及到药品国际规范问题，任何药品的研发成本都比较高，这是事实。不意味着研制就能成功，一般成功在10%左右，由于高额的研发成本和生产成本，主要是研发成本，药品很贵。这个问题如何解决？国家药品研发和生产确实有很大的困难，目前我国97%的药是防治药，自主生产药很少，在这一块我们有很大的潜力，这也是国家正在着手解决的问题。

我们的药品主要是重复性生产很多，很多企业规模不大，主要是靠生产防治药，这需要国家有关部门制定相关的政策，积极鼓励我们的制药企业和科研院所加大科技成果的转化，加大对医药研究的投入，但是我跟大家讲，我们国家政府非常重视，有很多重大专项，包括艾滋病，乙肝，南方医院的何教授，他就承担了乙肝规范治疗方案，和北京、上海、武汉俩和攻关这个项目，总资金达到好几千万，我们现在已经认识到乙肝，不变成肝硬化，肝癌，最重要是在病毒携带者要控制住，我们在研究什么样的抗药能够遏制病毒的繁殖，而且最大限度的耐药的问题，这样使多数的乙肝患者不转成肝硬化，也不转成肝癌。

我们政府高度重视，很积极，有一些重大专项，刚刚说到的都包括了。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会得到比较好的解决。我有一个同行讲，以前治疗肺癌，药要500多块一粒，印度能够防治，卖到100多块一粒，已经降低了成本，这个问题国家高度重视，非常重视，我们对解决它也充满信息，当然有些问题需要一定的时间。

主持人：今天非常感谢耿院长来到现场，跟我们分享这么多关于医院管理和医改最新的情况，今天的节目到此结束，下期再见。

嘉宾介绍：

耿仁文，现为南方医科大学（原第一军医大学）附属南方医院院长，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卫生部干部培训中心特聘教授，全国医院优秀院长。中国医院协会医疗法制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医院管理》杂志理事会副理事长，广东省医学会副会长，广东省医院协会副会长，广东省医师协会副会长，广东省医学会循证医学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广东省医学伦理学研究中心副主任、特邀研究员，《中华医院管理杂志》等多家核心期刊编委等。2006年获“全国医院优秀院长”，2009年获“2008--2009年度最具领导力的中国医院院长·杰出业绩奖”称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