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晚到2018年，大量公立医院包括三甲医院都会亏损。这是真的吗？

近日，有媒体推出了中国医院门诊量百强榜，其中广东省中医院以一年770万的门诊量排名第一。大家在疑惑为什么第一不是宇宙最大医院郑大一附院的同时，是否有想过，其实，这庞大的门诊量，也正面临着危机。

百万处方正回流基层

据《文汇报》报道，根据最新统计，上海已开出110万张“延伸处方”，换言之，至少有100多万人次门诊量回流到社区。

此外，2017年度市级医院门急诊总量较上年同期增长幅度为0.73%，为2013年以来历年同期增长幅度的最低水平。相反，区级医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同比分别增长4.69%、1.51%。区级医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门急诊总量增幅首次超过市级医院。

此外，2017年度市级医院门急诊总量占全市医疗机构总量的30.72%，较上年同期下降0.75%；而区级医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门急诊总量已占全市医疗机构总量的60.01%，承担了上海市大部分医疗任务。

上海市卫生计生委主任邬惊雷表示，“虽然还不能就此断言已经达到就医回流的拐点，但这确实是新医改背景下出现的一个重要、可喜的变化。”

大医院面临四大挑战

虽然，目前而言大医院仍然占据着医疗体系中绝对的优势地位，但是，随着各省分级诊疗政策的落地，大医院将面临下面几大挑战：

1、门诊业务量减少

目前，巨大的门诊量确实为大医院整体收入贡献了不小的比例，但随着分级诊疗政策的推进，大医院门诊量增长减缓、停滞甚至下降将不可避免。

在去年9月，东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印发了《东莞市推进医疗联合体建设和发展工作方案》，明确指出在门诊业务上，三级医院和镇街医院要逐步压缩和关停普通门诊，原则上仅保留专科(专家)门诊。

事实上，目前在分级诊疗政策的推进下，大医院对于病人回流社区这一趋势，也开始悄然转型。作为大医院代表的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近期一个重要的转型风向是不再追求门诊量的飙升，甚至明确提出“零增长”，转而鼓励各学科聚焦解决老百姓的疑难重症。

而此前，仁济医院也贴出通知：3月31日下午5点门诊结束后，将正式关闭普内科普通门诊。

2、收入减少

业务量缩减带来的是业务收入的减少，甚至是亏损。

湖南省湘雅医院院长孙虹此前在一论坛上表示，湘雅医院于2016年1月1日零点起正式启动药品零加成试点，运转一年后，医院亏损2个多亿。

2017年6月6日，中山大学附属第六医院院长兰平在“省市校共建10周年”活动上表示，医院年收入15亿元，在取消药品加成后，即便算上加强医院管理所节省的成本，一年的缺口仍大约为8000万元。

除了取消药品加成，医药分开、处方外流对大医院的影响，也不容忽视。

4月9日，微医董事长廖杰远在“西湖论坛”上透露，“全国处方共享平台”将于今年5月成立，预计今年年底，完成与200家大中型医院的对接，每天流出处方超过50万张。

早前，中国社会学院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朱恒鹏曾经预测：“最晚到2018年，大量公立医院包括三甲医院都会亏损。”

3、发展受限

早在2014年6月，国家卫计委发布《关于控制公立医院规模过快扩张的紧急通知》，该通知提出“四严”：严控公立医院床位审批，严控公立医院建设标准，严控公立医院大型医用设备配置，严禁公立医院举债建设。

2017年7月，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建立现代医院管理制度的指导意见》，明确要求从严控制公立医院床位规模、建设标准和大型医用设备配备，严禁举债建设和豪华装修，对超出规模标准的要逐步压缩床位。控制公立医院特需服务规模，提供特需服务的比例不超过10%。

政府在落实分级诊疗过程中，同样采取了严格控制公立医院规模扩张的政策手段，在分级诊疗以及国家其他卫生政策落地后，将无法继续依靠扩张规模以增加业务量来进行发展。

4、加剧医务人员流动

随着三级医院业务收入减少，基层医院业务量增长，医生多点执业政策落实，加上社会办医、医生集团、互联网医疗的冲击，大医院医务人员的流动性将逐步加剧。

近日，在笔者的文章《大批三甲医院医生，集体辞职办医院！》也提到，上海有两家民营眼科医院，去年整一年，上海公立医院眼科的手术量下滑的非常厉害，甚至达30%-50%，特别是白内障。社会办医、医生集团对于公立医院业务的影响，正在慢慢彰显。

都说得医生者得天下。近年来，大量医生离开体制加盟民营医院，民营医院数量增长超过公立医院，公立医院患者流量受民营医院影响而下降，这些已经是不言而喻的事实。

无论如何，“小病进社区、大病进医院、康复回基层”，是国家新一轮医改推进分级诊疗制度建设的目标。未来，在医保、新农合等收紧，加强培育基层医院的趋势下，大医院的虹吸效应会越来越弱。

所以，对于药企而言，基层市场定会成为兵家必争之地。同时，医生集团、民营医院将成为药企新的关注点。又一个潜力巨大的市场来了，就是现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