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月前，国际评级机构穆迪28年以来首次下调了中国的信用评级，其中一个最重要的依据就是：中国的债务负担过重，这在未来会明显削弱中国经济增长的能力。

 

据穆迪评估，中国2016年中央政府财政赤字占GDP3%，相对温和；但预计到2018年时，政府债务将会达到GDP的40%，2020年进一步达到45%。这是因为，地方债务和企业债务甚至居民债务都可能迅速传导到中央政府。

 

 

权威人士估计，金融危机以来，中国非金融部门负债占GDP的比重已攀升了130个百分点。截至2016年底，非金融部门负债规模达205万亿、占GDP的比重为277%；从结构来看，估计政府部门债务占GDP的比重约为68%，居民债务约为45%，非金融企业债务约为164%。到2017年底，预计中国的非金融企业债务将进一步攀升至300%（孙骁骥，“中国的债务危机离我们有多远？”）。而国际清算银行（BIS）的统计结果表明，新兴经济体的平均负债率为GDP的184%，故中国的整体债务率水平明显高于新兴市场正常水平。

 

与此同时，一轮债务违约潮正在到来。据彭博数据，2016年中国企业在岸债券违约29宗，到2017年第一季度，已经有7家公司共发生9宗债券违约的现象。路透的数据则显示，在中国的1189家样本企业中，2008年债务健康的企业有845家，而2016年底，债务健康的企业减少至577家，而债务不健康的企业大幅增加到了395家。

 

 

近期，“灰犀牛”成为经济学讨论的一个热点，指的是一种大概率却常被人忽视的危机类型。发明此概念的美国经济学家米歇尔·渥克还明确提出中国经济有四大“灰犀牛”：房地产市场泡沫、不良资产、企业债务和影子银行。

 

 

在这样一个财务背景下，中国的医疗发展、医保发展会是一个什么样的速度与进程，大家或许就会心里有数。政府主导的医改，把各种措施综合起来，就是在保障基本医疗福利的同时，在潜移默化的做一件大事，控费医疗费用过快的增长——想方设法减少医疗支出、医保支出。至于各级卫计委在这个问题上是否真正参透了国家的心思、执行的是否到位，那是另外的问题。大家把控制国有医院扩张、分级诊疗、加强基层医疗、民营医院准入放开、DRGS管理等联系起来看，就能看出医疗控费这个主线的脉络。

 

 

从2009年医改启动以来，政府卫生投入实现了跨越式增长。根据财政决算数据，2009年到2015年全国各级财政医疗卫生累计支出达到56400多亿元（平均每年8000亿元），年均增幅达到20.8%，医疗卫生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从医改前2008年的5.1%提高到2015年的6.8%。2016年中国财政医疗卫生支出预算1.2万亿元，这种医疗卫生支出持续的高增长是不可持续的，也脱离了中国是发展中国家的实际情况。

 

从这个分析与判断出发，我们可以得出一个明确的结论：国家和政府的资金有限，未来不会在大型医院建设上继续投入，通过各种方法、引进各路资本进入医疗市场将是主旋律；其次是医保，政府担负的部分额度也不会大幅度的增加，会继续维持朱镕基总理在位时，关于“基本医疗保障”的分析和判断——前中国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在十五大中针对社保医疗发表讲话时曾说过：“基本医疗保障只能是低水平的，‘保’而不‘包’，‘保’即有一个基本的保障，超出部分主要应通过商业保险解决。”1998年推行职工医保时，朱镕基总理还说：“只能根据可能，不能根据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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