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资本办医在中国是大势所趋，前面障碍门槛正在排除，我们从以下四个方面做交流。

首先，传统公立医院怎么来的。公立医院保持公立性没有民营资本介入很难保证公立性。从公立到公益医院改革路径，这个改革路径过程当中政府投入不足是需要社会资本介入，介入以后PPP关系怎么形成。除了财政补贴以外，医保对社会资本态度是什么。医保支付方式改革趋势是什么。从这几个方面做一个交流。

公立医院改革简单归纳一下，公立医院就是政府举办和政府管理医疗机构。两种情况，一种是政府举办管理，一种是政府举办但是不管理，由一个大学或者是由一个教会等等去管理，总之是政府化既办又管的医院。

这个医院20世纪50年代80年代在世界政府组织推动下，这个期间世界卫生组织提出了让人人享有合理基本医疗服务，这样保证人权口号，使人们生活质量从活着到能够有尊严活着，世界卫生组织这个强有力推动在世界上发生很大变化。进入各国财政预算，成为一个国家义务，政府的责任。这种情况下各个政府纷纷承担基本医疗保障责任，这样公立医院就开始了。

公立医院改革是80年代后90年代。

这种政府出资，无论你做财政直接预算，像英国免费医疗，还是政府出资，企业个人共同交税形成医疗保险基金，都是第三方付费，患者医生之间没有直接交易关系，患者来讲不知道费用是多少，因为费用的不是他。

80年代以后，人口老龄化，科技发展，医疗需求急速上升，是靠公立医院方式供给的服务，越来越不能满足需求，而财政负担越来越重，还有道德风险，第三方支付带来道德风险越来越严重。面对这种情况各个国家开始改革，对于这个改革是坚持公益化前提下，不以营利为目的，这样的前提下走出第三条道路。

20年前我出国留学，经常讲第三条道路，美国克林顿也在讲第三条道路，我当时很困惑什么是第三条道路，一次国际论坛上讲第三条道路，终于有机会提问，我就站起来提问，我说你们说市场得有政府介入，政府怎么介入你们说是第三条道路，那第三条道路是什么？当时发言人讲你是中国人，第三条道路就是中国道路。我很奇怪为什么，他们说中国政府管的事情太多肯定要放权，中国又不能走向彻底市场经济，所以只能有一个第三条道路可走。我今天也没有看清楚这个道路怎么走，当时懵懵懂懂的，但是一直在思考什么是第三条道路。

到现在我意识到第三条道路是在政府和市场之间找到一条社会合作之路，它的运作模式是PPP，一个社会合作型企业来介入教育、医疗、养老，这样的公共服务供给，这是一个目前选择，而且可以说是唯一一条道路。

从我们清华大学中心连续发布《中国老龄社会和养老保障发展报告》这个报告里面有一系列指数，这是我们数据库，数据是OECB数据库和中国官方数据。这个数据库前面资料可以看到，人口老龄化不是社会老化，是社会稳定经济发达，人民结束农业革命吃饱饭，已经开结束工业革命求发展，发展同时产生贫困悬殊也产生环境破坏，人们进入第三大财富波，健康经济，我们叫做大健康。

这个过程当中人们进入老龄社会，人均GDP达到一万美金以上，OECB国家医疗支出占到6%，我们已经达到这个水平，中国今天达到这个水平，中国老龄化也达到这个社会，说明我们健康投入和产出指标是合格。同时产生另外一个指标，老年护理达到GDP0.5%，这是新增事物，它使我们医疗服务链条加长了，人的寿命延长了，医疗服务链条也加长了，出现了一个老年护理占GDP0.5%。

这个大家完全可以算出来，我们今年75万亿GDP总量，在这里卫生、医疗和护理是多少总量，这里政府占多少，民营有多少份额，大家可以很清楚看到。进入深度老龄社会，65岁以上老年人口占到总人口14%以上，OECB国家人均GDP达到两万美金，这个时候医疗占到GDP8%，老年护理占到1%，进入超级老龄社会，就是两个劳动人口供养一个老人的社会的时候，他们GDP，尤其是美国、日本、德国、瑞典这样的国家先行进入，他们人均GDP4万美元以上，这个时候医疗支出占到GDP10%，长期护理占到1.5%，这些符合经济学发展趋势，大家从这里完全可以看到一个市场总量和我们可以进入的规模。

面对这样一个发展趋势，医疗服务需求加大，老年护理出现，传统公立医院供给模式和体制还严重不足，服务需求加大严重不足如何融资？

新加坡这样做的，新加坡很清楚，以前八个急症医院，六所专科医院100%产权归属政府，政府给予补贴，在卫生部指导下，其他微观完全由医院集团自己决策，只有定价等敏感问题需要报批，然后形成了新加坡国家医疗卫生体系，新加坡医疗卫生体系，医联体或者是集团也好，两大集团开始供给医疗服务。所以我们看到第一点，政府把硬资产全部垄断过来，土地、房产、大型设备，然后医疗服务委托私营机构，民营资本进来做的是轻资产经营，所以新加坡路径很清晰，政府负责重资产供给、建设、维护，民营机构进来做轻资产经营。

所以结构很清晰，而且引入商业会计，不再是公共部门、事业单位会计，而且按《国际会计准则》所有高管收入完全被监控，这里想搞灰色收入不可能，这样一套结构非常清晰，打造这样新加坡体系。看数据整个医疗服务体系，医生标杆40万新元，这是在公务员最高薪酬基础上加了25%绩效、25%津贴，一些临床创新和服务，还可以有奖金，这是打造两方合作形成的效果。

看英国免费医疗做什么，英国免费医疗是两个层面，英国地域分十大战略区，以居民健康为中心分十大战略区，每一个战略区都有一个全民机构。以前是财务进行预算，后来2013年前已经改为信托，把基金、财务预算基金分给信托，信托有101家信托机构分布在全国各地做绩效考评，比一个财政部能力强多了，一个财政部就孙猴子放出101小猴子，布到各地付费，这个是信托。但是这样做完医疗质量、供给有一定改善。

但不尽然，英国2011年开始由律师组织对公共医院服务进行调研，每一个律师组调研至少拿出70条意见。这里罗伯特团队对斯塔福德医院调研，1000位患者开的形成100页调研报告，这个调研报告由于医生麻木和护理人员严重不足，他们后来也是严重控费，控费过程当中很少听医生和护士建议，这样导致很多护理人员被开除，这就导致调研医院1000位急诊病人因为得不到治疗占的比例非常大，当然这样的调研不仅仅是这一家医院，还有一些其他的医院，所以这使英国改革又深入了。2013年英国原来十大战略区政府机构全部撤销，101个信托机构撤销转为145个信托基金，这里面加上财政预算和他们融资，所以有人说这是内部市场化。2014年开始走向外部市场化，所以这是他在专科综合医院层面的改革，145家信托基金下面有若干医院加入，每一家基金是独立法人，用理事会方式进行治理。

一开始预算是在英国免费医疗20%，其余80%什么地方去了。我们看英国GP，英国初级诊断是全世界的经验，以前初级诊疗拿的是工资，中国05年改革对基层有收支两条线拿工资想借鉴英国经验，但是没有那么雄厚。英国其实以前GP是拿工资，但是英国2013年以后彻底改革，这些和家庭签约医生们，联合起来只要能拿到1万个合同，掌握1万个签约居民就给你预算，这样英国把免费医疗预算80%分配到了基层。

这一万个医共体，只要你能联盟拿到一万个签约居民，就可以按照一万人头拿预算，这个预算把英国原来免费医疗基金80%基金下放，下放到基层，但是实行钱跟人走，初级诊疗做保健、慢病管理，一般门诊和一般常见病治疗，治疗能力不强把患者转诊专科综合医院的时候，钱要随着人走，而这些全职医生不拿工资，他们在这样一个联盟下面，是根据他们的贡献拿报酬，而不是从政府拿工资。想想这个基层医疗英国也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这是两个例子。

下面归纳一下，传统公立医院想走向公益到底面临什么改革，中国公立医院改革探索，社会办医定位和定性、公立医院办下去PPP的归置。

中国医疗体系最早是传统文化和经验医疗，到十年动乱期间，其实中国是一个按劳动密集型群众式医疗，水平很低，但是覆盖范围很广，其实是发生十年动乱期间唯一一个值得歌颂的经验。但是这样的低水平供给，在改革开放以后也难以生存。所以改革开放之后，中国一直在探讨，我们的医疗供给怎么办，大家看到用经济手段管理各项事业，加强医院经济管理。

过去医院只讲拿工资搞服务，救死扶伤是不讲经济管理的，我们改革开放开始让医院进行经济管理，接下来扩大医院自主经营，让医院自负盈亏，院长压力大了起来。甚至是92年国务院甚至提出建设靠国家，吃饭靠自己，我们今年回想起吃饭靠自己，让医生吃药品回扣这里有依据，你让他吃饭靠自己，他不卖药吃什么，现在不让卖药，就要卖刀。我们当时是让他这样做的，现在形成这种局面，说明我们有一些问题要反思。

一直到05年以前公立医院产权改革，大量医院售给民营，接下来一直到05年国务院发展中心（葛延风）先生提出报告医改基本不成功让全国震撼了，全世界产生了影响，到底是什么东西人们得出结论基本不成功，所以经过反思发现，我们公立医院离公益越来越远，公立医院政府补偿不足，因为需求大于政府补偿，这种怎么办，我们告诉公立医院你自己跑。

老兔子告诉小兔子说家里没有草，老兔子没有能力你出去找草，但是没有告诉他跑道在哪里。兔子跑出去以后三个结果，相当好白衣天使变成了白狼。第二个结论大多数白衣天使没有得到公正待遇还在坚持。第三个结果就是一部分不跑了干别的去了，这就是今天看到的结果。

原因是什么没有告诉跑道在哪里。所以后面探讨PPP归置是什么。这样一直到09年中国医改不成功反思下，以居民健康为中心，构建四梁八柱医疗体系，面对资源的不足，价格的上涨，布局的不合理，质量的不满意，医患关系紧张，农村医疗滞后等等。所以四梁八柱其实是很清晰的，我们要构建一个以居民健康为中心，这样在管理体制、运营机制、定价机制上、监管机制上、人才保障、信息系统一直到法律法规等等，四梁八柱一个体系，同时提出一个重要任务是公立医院改革。

这个公立医院改革提出过程当中，社会资本进入声音和脚步就越来越快。一直到十三五规划形成这样一个格局，这是今天核心分享的。走到今天已经形成这样一个格局，医疗永远不是纯市场行为，是要用市场机制，不等于纯市场化，需要国家整体规划和政府引导。

现在形成规划大家可以看到很明确，以一个正三角大量资源下放，放到基层，所以是社区全科服务和家庭医生签约，首诊服务15分钟见效果，2020年我们规划80%个人家庭应该有家庭医生，我们目标是15分钟见到家庭医生，能够进行健康管理和慢病管理和常见病门诊这是他们要做的事情。

接下来以区县，城市区和县级市，形成居民健康管理大战略服务区，这个服务区里面县人民医院非常关键，要像卫士一样保证大病不出市，这里面加起来这个圈整个形成一个服务圈，这个圈要解决的首先是医疗服务的可行性，接下来安全性和可支付性，这是奋斗几十年医疗供给体制铁三角定理。

中国今年按照铁三角定理形成这样的服务圈，小病不出社区，大病不出本市，疑难重症找专家，异地转诊就医即医疗中心或者远程医疗。所以中国今天形成这样一个战略布局，我们的资源，人才物资源怎么样三级水平下进行配置。

接下来这个过程当中现在形成了社区和市区医院之间，尤其是社区里，最近一个现象是“医共体”，社区里大医院和专科医院联合形成医共体这样的现象，这个医共体首先对本社区居民健康负责，当然这个医共体应该是高度集权还是分散几个有竞争，还是松散，这个还值得探讨，总之不能形成垄断。

接下来综合专科和各市之间，省、国家和中心下面又形成平行和纵向医联体，医联体包括异地转诊就医和远程医疗医联体，面对这个现象民营资本进来，社会办医我们面临大格局下，三个水平做哪一块，做基层医疗还是专科综合，尤其是敢不敢帮助县政府把住大病不出本市，这个指标很快就会成为县委书记考核指标。

异地转诊就医限制到最低范围，因为转诊就医对个人来讲成本很高，所以我们三个水平，两个集团，到底自己定位是什么，你做基层医疗还是专科医疗、还是高端医疗，加入医联体还是自己的连锁线，加入医共体还是医联体，这是今天这个大格局下要面对的选择。

这个选择的时候还有另外一个选择，刚才我说的是你的定位是什么，还有一个定性。我们医疗服务其实有三个需求，第一个需求是基本医疗，我们国家从党的十八大报告开始，基本医疗全覆盖，基本医疗保障全覆盖，政府公共医疗保险，已经朝着全覆盖。留给商保公立医院在全覆盖下供给不足，留给社会办医空间有多大，公立正在有限和淡出，社会应该有序进入。

医疗需求其实有三种情况。第一，大众基本医疗。我们论坛打出一个是规模，这个非常核心词，最大众基本医疗，我们国家实现人人享有基本医疗，这个领域我们介入还是不介入，没有理由不介入，因为政府供养公立医院显然不足，大家的事情大家办，它需要我们从政府到社会资本共同联合，来保证全体人民的基本医疗。这里因为是基本医疗，所以人们支付能力是有限，质量却是至高无上。所以是非营利的，是大家互济的一种表现。

政府预算做什么，政府预算有两个理论一个是预算约束，预算就那么多，社会约束不是想花多少花多少。现在GDP6%的30%等于GDP2%，这就是政府预算可以做的事情。这个预算约束接下来概念是纳税人偏好，我们所有做出贡献和纳税人希望政府拿这个钱为谁买医疗，显然拿它为大家买医疗是严重不足，为谁买，如果让大家投票，我想纳税人偏好最终集中两个问题上，一个人群是荣誉国民，他们为国家安全和国防牺牲奉献。

另外一个是没有购买能力贫困人群应该得到一个最基本医疗，政府要做这两件事情这个钱还是够的，大家也是欢迎的，再拿钱做别的政府其实无能为力，想说做到其实做不到，所以这是小众医疗，这个小众大家要关照两个人群。

还有一部分是什么，有一些人要买健康，除了参加医疗保险、商业保险还有更好购买能力，不想得病以后花保险，人家想不得病，所以需要有更好保健和更高端个人服务，这是小众的但是高端，所以医疗服务需求就这三类，根据三类需求，需求是有效需求，有购买能力需求，没有购买能力只能叫需要，我们针对三种需要怎么购置一个有购买能力有效需求。

第一，大家要互济。左面显然政府要购买，右边显然可以私营投资，因为那些享受的那些消费的人都有钱，可以让你营利，这是一个基本原理。所以这个推出社会合作型医院，什么是社会合作型企业，人们说的第三条道路，政府配置资源低效率，防腐败，成本很高。完全靠市场追求暴利，人们购买能力不足，很多人得不到服务，所以找到中间道路，是社会合作型企业。为社会利益合作起来的公司，所以这样的公司其实他们在做什么，提供社会服务，管理社会资产，公司化运营社会合作型企业，他们不以盈利为目的，这是公益的表现。

比较中国事业单位，是经济实体，企业化经营，比较国有企业提供社会服务不生产其他产品，与股份式企业比较不以盈利为目的，没有股东和寄生文化，这是它脱颖而出的特点。所以社会企业医院无论是美国，还是台湾，还是德国法国医疗保险资金购买医院，都属于社会合作型企业，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成为潮流。

所以这个东西在中国现在叫民非，这个民非是排斥说法，民非不知道自己该不该盈利，有盈利剩余不代表有股东。所以盈余和盈利是两个不同概念，民非是有一点不伦不类，我们希望把民非情况有法律条件下正式落地。社会合作型在中国不落地，教育、医疗、养老没有出路。

中国医疗集团，我刚才向大家提问，在中国一个三个结构，两个集团背景下，你选择是什么，是定位的问题，接下来看刚才有说到三种需求三种模式还有一个定性问题。非盈利有剩余还是盈利有股东，两种不同情况做什么，这是性质问题。

看一下比较早建立医疗集团凤凰集团，一开始以收归一个企业医院，上市为荣，看现在已经在北京管理的两家三级综合医院，三家二级综合医院，一家妇幼保健医院，一家中医院，八家一级医疗机构和42家社区医疗机构，他在网页上说它的服务范围已经涵盖初级医疗保健，公共卫生、健康管理、基本医疗重诊医疗服务等，全方位医疗和健康。从包装一家上市，现在是做三级、二级、一级，这是凤凰现在的变化，为什么这样有它的道理。秉承政府引导、市场驱动、社会参与、专业管理理念，与北京市政府达成了重组模式。

最开始不是ROT，一开始是IOT，一开始是投资运营，为什么从I变成R，从投资变成重组，是想充分利用政府给的资源，而不是自己出来投资。现在改成ROT模式，重组运营，提交，开创公立医院新模式，现在虽然在北京等地在试点，但是越来越被北京市政府承认，这是公立医院改革新探索。它打出坚持公益性，坚持公益性跟前面首家上市违背的，所以可见这样的集团下，上市只是一个亮点，大部分还是做了三级二级一直到坚持非盈利有剩余公益性，这是它后来。

所以这种情况下发挥集团在管理方面的优势，而且要引入JCR，JCI和美国HIMSS标准体系。大家很困惑民营社会办医不被尊重，我到了广州一个民营医院，但是牌子给你挂的感觉就是公立医院，上面写广州佛山区第二人民医院，所以走到这里马上感觉就会问院长你是公立医院还是民营医院，其实是纯民营，但是他希望在牌子上没有民营痕迹，他说民营不被信任，其实管理标准和内部流程现代化非常好，你已经做得很好为什么不打出民营标杆，他说中国不允许。

我们进入不等于低标准，现在中国患者体验和信息传播是非常快的，好就是好，一天就能传播开。所以其实不敢打出来民营是因为现在我们在管理体制上，整个文化上还有一些不接受，但是也有民营自己不自信。所以凤凰后面打出来是高标准、高水准带建立优质高效医疗管理体系，而且对下面接管这么多不同类型机构，有一个灵活管理运营机制，这是它的改变和做法。

公立医院走向保持公益性，我们一直在讲，尤其是05年医改以后，05年医改文件讲的就是回归公立医院公益性，但是回归了吗。没有足够的补偿，医院院长压力，医生们压力，我们甚至会让医生面对患者想想怎么能够完成经济上指标，然后再说怎么治病，这样的公立医院能回归公益性吗，显然不可能。

所以要想保持传统公立医院，到今天还能够保持公益，其实要有一个深化改革。社会合作型企业或者是PPP运营模式问题在中国提出来，尽管中国政府不太熟悉，中国社会也很陌生，这条路不走下去其实无路可走。

就告诉我们三个供给方，政府、社会企业、商业企业，三个供给要素土地、环境要收地租，房产硬件设施要收房租，服务和软件加起来要收服务费，诊疗为A，护理为B都是有服务费的。可能会发生5种运营模式，在座各位领导和专家和企业家们选择哪一种，到一个城市和地方，你会把自己界定为哪一种，这里提出一个借鉴。

（图片来自：健康点）

政府P1重资产、P2轻资产，社会企业S1重资，S2轻资，营利企业C1是重资产，C2是重资产，我们看到这样一个格局，公办公营其实对着贫困人口，是重资产由政府提供，轻资产由社会企业介入。公办民营是指对低收入人群，政府要提供重资产，土地和环境、房产和设施，最后社会企业做轻资产经营。

中间收入人政府可以在房产商允许特许经营，这样证券资本就进来了，他们做设备等等，轻资产我们建造医疗服务平台，为医生患者提供服务，对高收入人有可能土地上是有租金，各位证券、资本金来买地然后再盖房，前面一种是不买地拨地盖房，后面一种是买地在盖房，地和房全有了，轻资产进来经营服务。

最后一种泰康这样的服务，所有问题全是商业经营，但是压力都在服务软件这个服务A和服务B，不管你是社会企业，有盈利不分红，还是微利和盈利企业，都要把前面，如果政府提供土地和房产，你的成本是低的。如果政府只提供房产，你成本要加的，政府只提供土地，你的成本就要把房租付出来，如果土地也没有提供土地是出售的，那我们轻资产经营的时候，还要把地通过房租赚出来，这些预算要做明白，要跟政府讲明白，一分钱一寸地都要算清楚，不能糊里糊涂进入，那样永远找不到盈利模式。

公益发展PPP需要条件，产权清晰，有限政府，责权明确，契约精神，精细规划，风险分担。《深圳经济特区医疗条例》第六条，鼓励和支持社会力量依法举办医疗机构。医疗机构不分投资主体、经营性质，在医疗服务准出，社会医疗保险定点，职称评定，等级评审，科研教学，学科建设等方面依法享有同等权利，鼓励和支持社会依法举办非营利型医疗机构。第二条，财政对各类医疗机构提供基本医疗服务，根据其共享定位服务业务量服务质量开展有关工作，并给予适当补偿。

所以非公立医院它的服务总量50%以上是提供了基本医疗服务，用电、用水、用气与公立医院机构同价。这三条可以看到这是同等平台在深圳运行四个月，从上月听到汇报一切顺利。

如果平等进入医保，医保会买单，医保在前15年是从免费医疗到缴费社会医疗保险，这15年是一个建医保过程，2014年底提出人工智能问题。医保改革是现在开始实行人工智能审核，走进医生工作站，尊重医院DRGs，然后才制定自己的付费标准，甚至还有VBR疗效奖励的补偿，这个跟中国医保改革，按医生承担风险来付费这个很重要，所以无论是公立还是民营，只要享用医保一分钱，接受质审，走向医生承担风险的标准化管理这是大趋势。

所以我们说医保已经从管钱到建立机制，改进监督和机制方式，抑制道德风险，引导资源配置，在制定协议定价机制，探讨合理补偿参保患者医疗机构和医生机制，因为医保面临很大压力，所以必须要合理控费。合理控费不等于降费，关键是建立一个能让利益相关人长期合作，实现共赢过程，实现激励相容效果。人工智能引入情况下，现在人工智能已经进入了医生工作站，这里最典型标杆是现在金华还有柳州市做得非常好。

人工智能是专家指导下形成的知识库，诊疗知识库，用药知识库，医保政策知识库，这三个知识库进入医生工作站，医生在知识库指导下看病，所以得到很多知识库支持，如果做了违背用药说明书事情，知识库马上告诉他你违规了，所以给医生也是一个事前指导，这种情况下乱开药可能会亮黄灯，所以这个系统已经是一个很发达的系统。左手对接医保资金，右手对接社区管理健康档案，这个系统下取得大数据医保进行BRJ和疗效奖励付费已经开始了。

无论是公立还是民营医保的支付方式，在深圳财政支付方式都走向了按医生风险BRJ，还有按社区健康管理和专科医生诊疗效果进行奖励，总之医保付费从按人头付费走向了按病种付费，现在中国在探讨开始有了初步起步，疗效奖励付费，这是付费三个阶段。

我们是民营我们进来不是低标准，你是简单挣人头费那你就像一个餐馆老板，你是简单挣床位费吗，那你比饭店老板也好不了多少，但是人爱财取之有道，两条道，一条道是干多少小时，一条干是风险，所以医生承担风险是他们诊断和医嘱，走向按医生风险和能力构建医疗机构能力，构建补偿方式，形成三个指标。宏观上每一个地方控制医疗费用增长和经济水平关系。所以在这个大盘子下看有多少空间。

第二，无论财政和医保都会像刚才说的，从人头住院项目走向风险评估，还有疗效评估支付方式。所以这要求医疗机构，我们行为要规范，医保开始研究BRJ发现一个问题，很多医院没有编码，有一些县医院全县没有一个编码源，所以要想承认BRJ就得说医生行为是按照临床路径，数据是可靠，要想进行大数据管理，大家要按编码来做，才有共同语言采集信息，突然发现这个问题在很多地方是空白，我们民营资本进来就完全空白吗，看病不找编码，治疗不找路径吗，我们永远是经验医疗不走寻症吗。

如果这样即使现在挣钱今后也无路可走，因为无论财政和社保对这个问题现在学习能力很强，所以规范化非常重要。

这样在微观上产生各类医疗机构培育自己的能力，就是非M2值和你合适定位，我们靠我们的能力得到了BRJ付费，医院就可以做好自己的预算，根据你的疗效获得奖励，这个收入进来转化为医院内部医、药、互、济、管、科，这样的合理控制和分配，这个是任何一个医疗机构要培养的能力。

无论是公立医院还是民营，传统公立正在能力不足，要想维持公益性，必须和社会资本合作，走向社会合作型PPP合作伙伴关系，这样才能在基本医疗服务领域里真正保持公益性，解决目前公立医院财力不足，发展混乱，民营资本进来没有定位的问题。所以第三条道路选择在中国是不可改变的趋势。

（注：本文系杨燕绥在“2017非公立医疗可持续发展高峰论坛”上的演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