协和、同仁、安贞、阜外......，跟其他城市相比，因为拥有“极大丰富”的医疗资源，北京除了全国政治中心、全国文化中心等等称号，也毫无争议地成为“全国看病中心”。但是，就诊量的大幅增加、偏高的设备及药品价格，也带来看病难、看病贵等一系列问题。

除此之外的另一个关键问题，是激励机制的不科学，导致公立医院优秀医生缺乏积极性，于是，人才流失；于是，病患对医院没有信心；于是，医院不得不“以药养医”，而医务人员只能屈从于潜规则，这进一步加剧了患者的不信任——恶性循环就此形成！

越是人流如织的大医院，这种情形也就必然越严重！

改革来了：2017年4月8日起，北京市公立医疗机构实行了重大调整：上调床位、护理、一般治疗、手术等体现医务人员技术劳务价值的费用；取消药品加成，实施药品阳光采购，降低药品采购价格；降低CT、核磁等大型设备检查项目价格。这就是所谓的“一升两降”。最明显的变化，则应该是这一条：取消挂号费，建立医事服务费。

“医事服务费”是一个新词。这一条的更改，绝非“五马换六羊”的简单替换，其中暗含着市场经济学一个广泛适用的原理。

医疗是百姓日常不可或缺的必需品服务。而作为服务方，医生经过数年的医学培训，其技术劳务价值却一直没有得到合理的回报。长期以来，“医药不分家”让医生的地位十分尴尬：本应靠职业技能来获得报酬，却最终不得不依靠药品提成来谋生，白衣天使沦落成“药贩子”。

大多数西方国家，医生意味着体面和尊荣。欧美医生收获的不仅是高收入，还有来自社会的尊重。对比之下，中国医生无论收入和声望，都远称不上精英人士。尤其近年来医患纠纷频发，“医生没有职业道德”、“盲目开高价药品”等新闻充斥网络，媒体甚至还曝出医生收受药品回扣的丑闻，这一切都使这个本该跻身精英阶层的群体颇为狼狈。

我们绝不为丧失职业道德的行为辩解。但我们也深信，好的体制塑造好的人格。我们相信，绝大多数医务工作者具有极高的职业道德和职业情怀，民众的不满，更多是源于“以药养医”所延伸出的一系列不合理状态。

市场经济的特点，是根据人们生产其他人愿意购买的商品或服务的能力来给予报酬，而扭曲的医疗体制和考核制度，限制了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协调千百万家庭和医疗行业从业者的能力；作为“看不见的手”用来指引经济活动的工具——价格，也根本没能正确反映这一行业的真实价值，医生的薪资结构，存在极大的不合理。

泛滥成灾的中国式“输液”

关于劳动工资，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早有论述：劳动工资因职业学习的难易程度和学习费用的多少而不同。对操作水平要求极高的工作，必然需要一个花费很多时间去接受教育、具备特殊技术的人，工资也必然应超过一般劳动的工资，才能补偿所受教育的支出。有技术劳动和普通劳动的工资差别，就是基于这个原理。因此，医生的报酬理应丰厚。

同时，工资也因所担负的责任大小而异。我们把健康托付给医生，而不是随便托付给一个普通的人，因此，医生的报酬必须配得上他们所应有的且与这样一个重要地位相称的信任。“成本”与“责任”结合在一起，必然进一步提高医生的劳动价格。

医生的价值，在于他们在经历了长时间精英教育后，所能提供给社会的高超医术，在于他们凭借良好的职业形象和体面的职业修养从而与病患建立起相互信任——而不是通过高价药品提成来体现。

哲学家安·兰德有句名言，“财富是一个人思考能力的产物。”著名学者刘军宁先生对此作了精彩解读：不是体力或物质，而是脑力才是人类财富积累与生存状况不断改变的真正源泉。如果与思考和观念不相关，财富不会自然增长；财富增值靠的不是力气而是思想力；具有高附加值的商品是因为其中凝聚的体力劳动多吗？显然不是！这样的附加值一定不是来自体力，而来自隐藏在思想与才干中的创造力。

追求财富的过程，是脑力与自然同步的过程，是审慎思考、正确判断、耐心等待、合理行动。医生作为脑力工作者，业务上的思想和才华是创造收入的手段，也是其核心价值。医改的目的，正是还医疗行业以本来面貌，更有利于市场结果的自发出现。

医改实施当日，不出所料，很多患者表达了一定的不适应：虽然药品便宜了，但医事服务费贵了好多；得了小病去医院，经济上会吃亏！

这些声音都可以理解，数十年的旧体制已让我们形成了早已固化了的就医心理。不过，习惯并不等同于合理，也不等同于市场经济的运行规律。尊重个体价值，尊重市场，才是一个行业乃至所有行业良性发展的正确前提。

我们一直说医者仁心，但真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先做到体制革新。每个人对自身价值的实现都是有所诉求的，好的体制能够保证个体的利益，然后，个体才能有更高尚的情操！

电视剧《医者仁心》里有一句台词，“医生都开始保护自己了，谁来保护患者呢？”

用制度来保护医生，然后让医生来保护患者。这是最古老的办法，也是最好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