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分析医疗职务犯罪逐年（2010-2016年）上升的原因，对症下药，广州越秀区人民检察院最近撰写了一份《医用耗材职务犯罪问题调查报告》，分析了医疗贪腐的三项新趋势：

高行政级别人员成腐败主力；

科室、团体作案增多；

耗材成新的腐败重点。

其实这三点不仅适用于广州越秀，也符合我国很多地方医疗贪腐案件的特点。

高行政级别人员成腐败主力

据不完全统计，自2014年以来，全国公布的因贪腐落马的各级医院院长（含副院长）至少有183人。

2015年7月24日，安徽省阜阳市人民检察院决定，依法对原阜阳市人民医院院长高学中（正处级）以涉嫌受贿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

2016年3月7日，合肥市人民检察院依法对原安徽省卫生厅医政处副处长阮浩（正处级）涉嫌受贿罪立案侦查，并采取强制措施。

2016年6月3日，绍兴市上虞中医医院原院长张龙君贪污受贿近400万元，一审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十年。

2016年9月30日，宁夏石嘴山市人民检察院依法对宁夏回族自治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原党组成员、副主任，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医院原院长王炜（副厅级）以涉嫌受贿罪立案侦查。

2016年12月2日，重庆市人民检察院第五分院以涉嫌受贿罪对原重庆市第三人民医院原院长戴伟杰（副厅级）依法提起公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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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以2017年3月为例，人民检察院案件信息公开网就有27余位医院领导的案件被公布，涉及的医院包括三甲、三乙，二甲医院的院长、科主任，这些领导往往都是高学历、高行政级别、影响力也比较大，一旦落马，罪名多以受贿、贪污、滥用职权为主。

为了大力打击医疗系统的贪腐严峻现实，2017年3月27日上午，国家卫生计生委专门召开全国卫生计生系统反腐倡廉工作视频会议，卫计委主任李斌在会上表示，始终保持反腐败高压态势，存量腐败进一步减少；贯彻“九不准”持续发力，行业作风持续好转；全面落实巡视要求，整改工作卓有成效；持续推进深化医改，源头防腐取得积极进展。

科室、团体作案增多

相比较以前贪腐案件，作案人员多以个人为主，近年来，医疗回扣已经成为公开的秘密，这种情况下，主任跟厂家销售谈好回扣比例，副主任具体操作，整个科室医疗人员分得回扣的案例屡见不鲜。

2017年3月9日，报道了邵东县人民医院神经内科犯单位受贿罪，被判处罚金人民币二十万元，并追缴该科室违法犯罪所得。科室主任李某犯单位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

据悉，2005年湖南某药厂药代唐某找到李某，为提高销量，唐某希望李某能帮忙要求神经内科多开他代理的药品，唐某承诺，只要李某同意，他会给李某和神经内科一定比例的回扣。2005年8月至2009年3月，唐某将药品回扣款7万余元存至李某的银行账号。

李某接触的药代也不止是唐某一个，自2005年以来，这几名医药代表先后将近270万元回扣转给李某。李某将这些钱交给神经内科的财务人员，用于神经内科医生的奖金发放及其他开支。

一名曾参与回扣发放的神经内科医生承认，自2008年后，科室每个月都会给医生发放回扣款，“2013年之前量不大，之后量就大了点，以前是发现金，后来就直接转账。”

而在广东某心血管医院案件中，心内科主任受贿被查后，接手的副主任张某也同时也接手了收取回扣的“工作”，两年内与同科室3名普通医生共收受供应商回扣超过百万元，直至2016年案发被捕。

随着国家反腐打击力度不断加大，明目张胆现金行贿的行为有所收敛，但是虚增会议规模和虚报会议、过节宴会请客等隐性贿赂行为仍然存在，不少医疗人员对此警觉性不高，据报道，有些医生甚至会向检察机关反映“我收业务单位的赞助大多数用来印刷一些开会的资料，邀请专家来讲课支付课酬等，我是为了科室的发展和学术的进步，怎么就违法犯罪了呢？”

医疗耗材成新的腐败重点

自新医改（挂网价格、医保最高销售限价、医保支付结算价）、两票制制度推行以来，药价虚高成为了重点打击对象，各地医院纷纷抱团砍价，药企利润大减，这个时候，医疗卫生领域职务犯罪也逐渐开始过渡到了医用耗材这一块，尤其是心血管科。

2017年3月9日，人民检察院案件信息公开网公布，武进区人民检察院依法以涉嫌受贿罪对武进人民医院心内科原副主任翁伟进立案侦查，并采取刑事拘留强制措施，而翁伟进已经是常州2017年开年以来落马的第三家医院心血管科室负责人了。

据报道，一位从事医务工作近30年的医疗工作者透露：“在利益的驱使下过度医疗成了常态，医患关系变得越来越紧张跟这也有关。很多人去医院看病的第一反应就是找熟人。无论是医院方面的负责人还是医生，都更愿意患者装心脏支架。患者甚至成了医院和医生的‘摇钱树’”

一名医用耗材的代理商表示：“每一个流通环节都有两成左右的加价，再加上配送费、开票费、医生回扣和医院的返点，医用耗材的溢价通常是5倍，心脏支架的溢价程度最高峰能达到出厂价的8至9倍。”

心脏支架是不是装的越多，效果越好呢？其实不是，国内最早引进心脏支架的倡导人胡大一教授在第14次全国心血管病学术会议上说，我国心脏支架的问题已相当严重，不少患者一次性就被放入3个以上，有的甚至被放入十几个，在他看来，“很少人需要置入3个以上的支架，除非在置入过程中导致其他部位损伤，才被迫补偿性置入支架。”

反思

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检察院反贪污贿赂局副局长谢连燊曾这样解释撰写这份报告的原因：“作为检察人员，一方面我们要打击腐败；另一方面，我们也想弄明白，为什么打击完后还有新的案件出现，单纯靠打击是否能起到好的效果？”

虽然越秀区人民检察院立案侦查了不少涉案医疗人员，但谢连燊等人认为应该将医生收受贿赂的行为和医生的医品区别对待，“在处理案件中，我们发现医生确实非常辛苦。”比如，检察院工作人员曾经因为一个案件去医院对一个医生证人进行问话。午饭的时候，这名医生拒绝吃午餐，缘由是“下午有手术，吃了会犯困”。

不少被立案侦查的医生都表示对自己薪酬的不满，尤其是发现这些代理商是自己同学，已经买房买车，而自己工作压力非常大、技术难度高却只拿着远不如他们的工资，心态极易失衡。

如何根据医生的付出、受教育程度、工作风险、技术含量去建立合理合法的薪酬体系，与耗材、药品等医院业务不再挂钩，回归职业本身，让医生找回尊严感，也是医改正在积极解决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