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医改已然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医疗资源的均衡分配，以药养医难题的破解，对医疗费用上涨的有效抑制等，是医改过程中最受公众关注的话题，也是关乎医改成败的关键。

在博鳌亚洲论坛2017年年会上，关于医改的讨论成为重要议程。26日，“医改的‘十三五’：期待与挑战”分论坛举行，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经济学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国务院医改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刘国恩表示，必须改变医疗服务的现有支付体系，“医生的工作没有得到很好的回报，他们不愿意花时间治疗病人，而是开很多的药，我们要改变支付系统，让医生愿意花时间看病”。

医院不能靠药挣钱

以药养医，颇受争议，近些年来受到不少诟病。

中央的治理早在上个世纪末就已开始。1997年国务院《关于卫生改革与发展的决定》最早提出，要“实行医药分开核算、分别管理”。

2002年2月，国务院八部委联合发文，明确指出，“解决当前存在的以药养医问题，必须切断医疗机构和药品营销之间的直接经济利益联系。要在逐步规范财政补助方式和调整医疗服务价格的基础上，把医院的门诊药房改为药品零售企业，独立核算、照章纳税”。

医药分开提出这么多年，但实际效果并不尽如人意。

本届政府更是加大改革力度，提出明确的具体目标。2015年国务院办公厅发布了《关于城市公立医院综合改革试点的指导意见》。《意见》指出，力争到2017年药占比缩小到30%左右。

2016年12月27日，国务院印发了《“十三五”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规划》，其中不乏旨在破除以药养医，解决看病难和看病贵的一系列具体措施。

和睦家医疗总裁李碧菁对于中国政府的重视表示赞赏。她认为，如果要达到目标的话，要把利益相关方的利益协调起来，这就需要革命性的变革。比如说，规定某些医院不能够在药物定价上利润超过多少。

要把责任还给医院

“对于中国的情形，我会更乐观。”美敦力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奥马尔·伊什莱克说。他同时表示，支付体系一定要基于结果改变，制定一个路线图，在一定时间完成。

对于支付体系的改变作为中国医改的关键点，参加论坛的专家均表示认同。

李碧菁认为，定价体制和支付体系在中国是医疗保险问题的根源，“这个如果不改变的话，其他都不会改变”。

刘国恩强调，之所以出现大规模以药养医问题，就是因为“过去我们对医生的支付手段出了很大的问题”，如果对医生和医院的支付进行改变，“政府就不需要来干预医药制造商和医院”。

他表示，现在政府想做的事情就是管理好处方药，然后给医生的时间支付。如果医生不开处方药，有可能会从别的地方挣钱。如果医生在患者身上因为花了时间而挣很多钱的话，他们就会越来越愿意在患者身上花时间。“我们需要进行支付的改革，这样可以把责任还给医院，基于合同来进行支付。”

武田药品工业株式会社企业传播和公共事务行政总裁平手晴彦认为，医院挣的钱是来自于买卖药品，是很不健康的方式。日本已经分离了医药，“医院只会给你开处方，他们不卖药，患者去独立的药房拿药，医院并不会从卖药中收获任何东西，他们完全是做一个科学的医学判断。”

医生上行下行通畅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目前有300万医生，但因为制度原因，医生都愿意去三甲医院工作，而不愿下行到社区医院。”刘国恩说。

他认为，如果我们通过改变现有的管理体系，鼓励医生从三甲医院出来，解决医生“上行”和“下行”的通畅，那么当前很多医疗问题都可以解决。“如果我们真的想让大家能够在基本的医疗诊所获得服务的话，我们不仅需要这些社区的诊所，诊所当中还要有很多好的医生。”

对于不断上涨的医疗价格，除了以药养医的问题外，还有一个容易被忽略的原因，也在论坛上被提及。刘国恩指出，医疗技术的使用是各个国家医疗费用过去三十年持续上涨的最重要的原因，占了医疗费用几十年上涨的60%的程度，这是根据研究得出来的结果。

有没有办法让中国短期内把这些技术很好地应用到该用的地方？刘国恩的回答是“有”。

“我们首先要知道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在过去的二十年当中，人类发明的各种新的医疗，包括药品和器械，在最顶尖的医学杂志发表出来的，被斯坦福大学一个教授证明，百分之六七十都不能重复，或者发现结果是错的。那就意味着中国要想把这些医疗技术用到该用的地方，必须对现行任何一项技术进行全面的评估，这是中国政府要做的事情。”刘国恩说。

此外，医疗改革的关注点不仅在人们生病后，还应在预防上。“我们还需要很好的医疗体系，如果得了重病就要送到医院，医院的医生可以救治他们，除此之外在预防的过程当中我们要把风险进行分类。”奥马尔·伊什莱克说。

刘国恩说：“我们这次的转型谈的是从过去以疾病为中心的医疗服务到以健康为中心的服务体系，这意味着不仅要强调当人们生病以后走到医院里面如何获得公平有效的服务，同时还要对没有医疗服务的人如何提供一些非医疗的服务，但是可以保持一个健康的状态，晚生病、少生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