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2日，网传好大夫等企业在宁夏银川探索“虚拟互联网医院”被国家卫计委叫停，迅速引发行业关注。数小时之后，好大夫、微医等互联网医疗企业纷纷出来辟谣。

互联网医院概念在乌镇互联网大会之后，整个2016年炙手可热。2017年3月，有十多家互联网医疗企业密集进驻宁夏银川，与当地政府和医院建设互联网医院。

此举突遭质疑，企业纷纷站出来指责前述网文无中生有，“业内互黑”。与企业关系密切的媒体和自媒体，更是不遗余力跟进。宁夏地方政府也站出来支持行业。

不过，政府主管部门的沉默，才是最大的看点。事实上，政府主管部门进行过内部调研沟通，一些与会者表达了对互联网医院的新形态的部分担忧，尤其是对所谓“纯虚拟互联网医院”。

医疗健康行业至今都有较强的政府干预在其中，主管部门态度和前述与会者的担忧，往往可能主导行业发展的方向。

如此看来，这并不是单纯的企业互黑的事情，实则涉及到中国医疗行业的公共决策的一些关键点，也是中国医改的难点——以药养医、医生流动、分级诊疗等根本问题。

除了所谓“纯虚拟互联网医院”的安全风险，记者采访的政府内部人士还有其他担心，扎堆建设互联网医院有点过热，如果过多牵涉药品利益、增加医保支付压力更不是好事。

互联网医疗企业创业氛围高涨，被业内人士寄予厚望，希望在这三个根本问题上能有一些突破。尽管被寄予厚望，国内众多互联网医疗企业在盈利模式中，也在苦苦寻求突破口。

因为中国医药流通环节就是有利可图，一部分新创企业力图进入药品环节，这是最佳的切入时点——在改革关键期，政策有放松，也允许探索。

在过去的医院渠道和药店渠道之外，一些医药制造企业也愿意以更低折扣通过新渠道铺货。医院也有动力，医药改革控费压力巨大，药品零差价确实会让医院感到肉疼。医院与互联网企业合作，医生开处方，患者从互联网医疗企业拿药，物流直接送药上门。药品进货价格足够低，企业和医院以政府采购价销售出去，医院可从企业的利润中分成。

中国患者的药品消费依从于医生，医院始终是药品销售的最大渠道。医院与互联网医药合作相当于医院托管、外包药房，医院节省部分成本，双方都能从中获取利润。

问题在于，政府部门和决策者是否真的准备好接受这一系列新兴业态？这才是企业需要担忧的。

比如，如今盛行的二次议价和药房托管，十多年前上海、南京、柳州、甘肃都曾探索过，最初作为新事物出现，发展并不平顺。早年间，上海闵行区分管药品采购的政府和医院分管药品采购相关负责人，因药品腐败和以药养医落马。无奈之下，闵行区的医疗机构在上海市招标基础上进行二次议价，二次议价和上海招标价之间的差价成为医院的利润，钱在医院间进行分配。

这一模式当时获得很多赞誉，很多地区竞相模仿。当时也有很多人担忧，招标之后再议价，不符合招标法；部分地区在二次议价和药房托管中同样存在腐败。

在赞誉和质疑中，新模式的大范围探索实际上被叫停，以药养医依然继续。没成想十多年后，峰回路转。当年被压制的闵行模式和药房托管，在两三年间通行全国。

同样，在这两三年间同步兴起的互联网医疗热潮中，一部分企业希望挤进医院药品销售环节，模式其实与二次议价、药房托管接近。这些企业借助互联网的力量，甚至更加激进。部分企业在部分地区的探索相当迅速，企业估值动辄数亿。

如果二次议价和药房托管可以接受，能否接受互联网模式下的药房托管？

此外，新的销售模式意味着消费者更大的医疗消费自由，患者可能更加集中到大型医院，部分药品也可能进一步集中在大中型医院销售。这种格局可能再次挤压部分小型医院、基层医疗机构、零售药店的空间。

新的市场竞争参与者会带来新的竞争，迫使缺乏竞争力的机构退出，本来是无可厚非的。而且，随着医疗市场格局变化，旧的基层医疗机构的门急诊量增长乏力，小型零售药店退市也在加速。

不过，放开互联网医疗进入，更大程度加速行业格局的变化，政府部门是否真的准备好了？

比如，新的销售格局就面临一个旧问题，医院拿到自己那部分利润的同时，往往对部分医生和企业的利益分配视而不见。回扣，是整个社会无法容忍的，是否会牵涉到新的模式长期可持续？

台湾的医药分业改革，立法要求医院把药房剥离，很多医院最终只是把院内药房搬到了医院门前。尽管医药分业后存在所谓“门前药局”的不完美，但因大规模医生回扣早已被抑制住，台湾社会对门前药局也不再过度敏感。

近日的新闻事件，似乎意味着，部分互联网医疗企业如今又走到的紧要关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