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医疗保障制度是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做为医疗费用的主要支付方，也是医药卫生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因而是医改的重要领域之一。国务院扶贫办最新摸底调查显示：目前，全国现有的7000多万贫困农民中，因病致贫的有42%；因灾致贫的有20%；因学致贫的有10%；因为劳动能力弱致贫的有8%；其他原因致贫的有20%。在五大致贫的原因中，大病致贫占了首位，一些家庭“十年努力奔小康，一场大病全泡汤”。因此，如何建立合理的基本医疗保障制度和相应的医药卫生服务体系，具有全局意义，也是医改最终需要解决的问题。

基本医疗保障制度是一个复杂的体系。对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来说，政府投入应占主体，以满足占绝大多数的普通人群的基本医疗需求，对于少数高端或特需人群可辅之以商业保险，以满足其特殊医疗需求。从世界范围来看，满足基本医疗需求的花费大约占GDP的10%左右，美国更是高达17%，我国目前不足5%，位居世界的145位。同时随着医疗技术的发展，每年医疗支出需要有20%的增长。此次（2015年）医改提出的控费目标是每年的费用增长不超过10%，加之前期的投入不足，在目前我国的经济处于“L”型新常态的背景下，很多省份医保费用的增长超过财政增长的速度，财政不堪重负，在此基础上进行医改，意味着与其说是医改，不如说成“医疗产业结构调整”。

公立医院一直以来定位模糊，一方面要求其承担公益性，另一方面政府投入严重不足，医院主要以企业的方式运营。政府对于大型公立医院的投入大约占人员经费的10%左右，也就是说，大型公立医院要想正常运转，90%的人头费要靠自己挣，政府不会为此买单。但政府却又在限制你的员工人数，是谓“编制”，一般而言，编制内人数大约占总人数的20%左右。这种编制内“定制”的人数，远远不能满足医院的工作需求，仅仅造成了人员身份的不平等，由此造成编制内的“高薪”和编制外的“低薪”，这种人为造成的“身份歧视”必定引发矛盾，为了应对编制外的群体性不满，政府又呼吁“身份平等”“同工同酬”，由此轻而易举地将矛盾转移到用工单位-医院，因为编制外的人员政府不必承担任何费用，所以政府达到了一种既花钱少、又多办事的效果。

公立医院为了自身的生存和发展，在掌握着医疗市场的绝对优势资源的背景下拼命扩张，造成了一种有趣的现象：一方面政府在呼吁限制大型公立医院床位，一方面公立医院无所畏惧地大胆膨胀，典型代表是郑大一附院，号称全球最大的医院，达到一万多张床位。伴随着大型公立医院的无序扩张和人才的“虹吸”作用，致使今天的中国医疗呈现全球罕见的“倒金字塔型”，大型医院越来越大，基层医疗越来越萎缩。终于，公立医院自己将自己养肥了，也就到了政府该吃肉的时候了。

政府主导的医改措施，除了给各级医院下达层层指令、削减医院和医生的利益之外，没有看到政府在如何实现公立医院的公益性方面拿出多少经费，承担多少责任。权责利三者是密不可分的统一体，任何偏重或者片面的改革即使看起来天衣无缝，听起来动人如歌，执行起来也一定是阴差阳错。所以政府应该有明确的规划、目标和步骤、有相应的投入，有严格的监管，否则依旧采取摸着石头过河的办法，还会摸到深水区，淹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