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广东、山东、天津等省市相继出台多点执业相关政策，简化多点执业的审批流程，以期通过放宽限制，吸引更多医生开展多点执业。一时间，多点执业、自由执业再次受到热议。

作为博德嘉联医生集团的CEO，谢汝石对多点执业的感触更加深刻。他向记者坦言，目前开展多点执业的医生数量并没有想象中的多。医院不放人、医生本身思想转变不过来等因素都限制了这一政策的实施。对于医生集团来讲，多点执业的医生也是保证集团运行的重要一环。

如何更好的解决这些问题？谢汝石经过反复的摸索和研究，为医生集团提出了一个新的尝试，即“原单位多点执业”，或“专家驱动分级诊疗模式”。

什么是原单位多点执业？

谢汝石告诉记者，原单位多点执业就是医生在医生集团已经签约多点执业的前提下，在有医疗资质的医生集团接受了医生集团的患者的服务请求并在医生集团的指引下把该患者的诊疗服务在自己的第一执业点完成的执业状态。

谢汝石表示，原单位多点执业在很久以前，公立大医院已经在实施中，那就是特需医疗。一个医生，在一个医院实施两种不同价格的医疗服务。而在医生集团中，原单位多点执业比特需还要“特需”。

谢汝石告诉记者，多点执业的专家利用空余时间，在医生集团提供很多技术性服务，包括门诊。然后把医生集团的病人带回自己的医院住院和手术。医生集团支付专家在医生集团所做的门诊，诊断、治疗方案制定、多学科会诊、康复服务和直接参加查房、手术的技术价值。病人住院后，按照医院的结算方式再通过医生集团或者患者直接支付。

那么这一模式能够解决哪些问题呢？在谢汝石看来，它有五个优势。

第一，医生收入增加，回归行医本质。有合理、阳光的专业价值回报，让医生更高效、更有动力地为患者提供服务，从“走过场”服务变成“用心“服务，破除各项不必要的“潜规则”。

第二，医生集团能够与互联网医疗相结合，让互联网医疗真正切入到医疗服务的中心环节，找到合理的盈利模式。同时，也让医生集团更加有效的利用互联网工具，加快自身发展。而且，医院和医生的效率将会更高。

第三，加快基层医生的成长速度。在平台提供的双向转诊过程中，增加了专家对基层医生的沟通指导，让基层医生在专业水平上获得快速成长。基层与大医院间有效的双向转诊不但可以加快患者流通，而且可以让专家处理患者的经验得到推广和学习，这是对中国现有的医学继续教育模式得以有效的补充。

第四，达到了大医院与小医院的“双赢”。合作平台促进了患者在大医院和基层医院之间的上下双向转诊，大医院有针对性的治疗大病、难病，实现了患者的自主筛选、病床资源的快速周转；基层医院在大医院名医的指导下，管理小病、常见病的患者，从而获得更高的患者认可和更好的生存条件。“名医”成为了基层医院和医生的后盾和患者信心的保证。

第五，达到社会医疗资源的高效利用。在只能提供有限的高端医疗资源前提下，促进疑难杂症向大医院和名医流动，倒逼小病流向基层医院，合理地利用了医疗资源。

多点执业势头好，但执业平台是障碍

事实上，从2009年医师多点执业的政策正式走进人们的视线开始，到现阶段如何利用各种政策、新媒体、互联网平台等调动医生积极性、增强效果等，关于多点、自由执业的讨论从未停止过。

今年10月25日，国务院印发的《“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明确指出创新医务人员使用、流动与服务提供模式，积极探索医师自由执业、医师个体与医疗机构签约服务或组建医生集团。这是“自由执业”第一次写进“国字号”文件，也是“医生集团”第一次写进“国字号”的文件。

但根据目前统计的数量来看，多点执业的效果可能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理想。在今年3月份举行的十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记者会上，国家卫生计生委主任李斌介绍了多点执业的一些基础数据。据了解，截止2015年底，全国一共有将近4.5万名医生注册了多点执业，其中这些医生36.7%是来自于大医院，28.4%是来自于二级医院。

作为一名已经跳出体制、进入市场多年的医生，谢汝石告诉搜狐健康记者，从增长趋势和速度上，结果还是较为喜人的。但比起全国近三百万执业医生来说，这4.5万的多点执业医生数量还是很少的。在他看来，一方面政府从原来的领导模式，转变为服务角色还需要一定时间。医生本身的思想转变也不是那么容易的。最关键的两个问题是如何适当体现医生的劳动价值以及提供可供医生执业的平台。

而这两个关键点不仅仅是存在的问题，同时也回答了医生为什么要去多点执业的本质。

从个人角度来看，多点执业的医生首先是为了赢得个人的劳动价值，通俗来讲就是为了能够多赚一些报酬。

从国家层面来看，多点执业是为了下沉优质医疗资源，让基层医疗卫生服务得到改善，推进分级诊疗等。因此，多点执业的医生选择最多的单位基本上是医生资源大量缺乏的民营医院和基层医疗机构。

但目前医生的劳动价值还没有得到充分体现，加上民营机构和基层的服务平台不完善，导致多点执业没能达到预期的效果。

谢汝石指出，医生执业需要一个让病人和专家都放心，同时还能提供较高基础需求的平台。在中国现在的医疗格局中，这样的平台是缺乏的。其中商业化的第三方检验平台和手术住院平台是最大的障碍。其中，医院的分级制度更是医生流动的政策障碍。

“多点执业的医生去了基层或者门诊后，当需要做一些检查时，患者还是要回到公立医院排队。加之政府对不同级别医院能够实施的手术类型有限制，即使大医生下到基层，需要做某些手术时，也不能做。这就导致患者还得回到大医院去做检查和手术，病人的体验感是非常不好的。”谢汝石根据自身经验如是说。

这样的现状不仅会降低患者看病的体验感，还会因为门诊解决问题的能力欠缺而导致多点执业效率的下降。此外，门诊的盈利能力也有限。当病人又退回到公立医院后，医生的劳动价值在一定程度上也就无法体现了。

现阶段，医生集团可以看做是一个过渡机构，能够让医生们放心的开展多点执业。此外，谢汝石强调，如果想让多点执业更好的发挥效果，就要回归本质。即让医生的技术和服务能力通过多种渠道被市场、患者及同行认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