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上海同济大学附属同济医院妇产科急诊，来了一名孕妇。

怀孕4个多月，没有建卡，没有产检，因腹痛来医院就诊，丈夫陪同。

当班的医生是一名住院医，名字暂且用W代替。在进行了问诊和重点查体后，W建议孕妇做B超检查，并向她解释了可能出现的情况及B超检查的必要性。

打印检查单的时候，机器发出了咔哒咔哒的打印声，就在这时，孕妇的丈夫说了一句：“医生，你这个机器的声音好像印钞机啊。”

“当时我突然就不知道怎么回复他了。”

W在同济医院举办的巴林特小组活动现场，抛出了这个案例。因为那对夫妻是来沪务工人员，经济情况可能不佳，听了丈夫的那句话，她觉得他可能是在指责自己“乱开检查”，一时不知该怎么接话，尴尬地回避并中断了对话。

但这样的对话“收尾”让她有些挫败。

委屈、讽刺——这是医生们的感受

那是一个由16个人围成的圈。

1名组长，是同济医院精神医学科副主任医师崔海松；1名副组长，是精神医学科主治医师、同时在医院教育处工作的黄蕾老师，1名来自普陀区精神卫生中心的精神科医生，以及13名来自同济医院各个科室的刚参加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的年轻医生。

这是一场针对规培医生的巴林特小组活动。巴林特小组是著名的精神分析学家米歇尔·巴林特与妻子恩尼得·巴林特于1949年共同开创的讨论形式，是一种训练医师如何处理医患关系的方法，其目的是由医生与专业的精神分析师合作，通过交流、反馈让医师理解患者、理解医师自己的行为对患者造成的影响，并理解患者对医师心理的影响。

W在叙述完自己的经历后就退出了圈子，听完故事的众人开始分享自己的感受。

“如果我是W，我听到这个话的时候我会很生气，”一名医生说，“因为我本身是因为担心这个急诊病人的病情，匆忙下来看病，我之前也花了时间了解病情，他不仅没有看到我的负责，还指责我乱开化验，而我只开了一个必要的也是关键的检查。”

“我会觉得很委屈，不知道我这么尽心尽力是为了什么。”

“如果我是W，我会觉得很讽刺，而且讽刺的不仅是我一个人，更是整个医疗行业。现在有很多人觉得我们医生总是很黑心，医院很黑心，所以她的话让我觉得不是针对我一个人，是针对整个行业。”

渐渐地，一些规培医生开始倾倒自己工作中的“苦水”。

比如一个规培医生，曾经遇到医保病人，普通检查都能报销，但在给病人解释了检查的必要性，且并不会多花什么钱之后，病人却“甩”给他一句：“我知道医保可以报，我就是不想把钱给医生。”

还有一个住院病人，曾经问起规培医生的工资，“你们医生应该很赚钱吧？一个月三四万有吧？”

规培医生告诉她，自己一个月就只有一千多的收入，病人当即回应道，“那你一个月一千多，你怎么会给我好好看病呢？”

规培医生被说得哑口无言，只好自嘲地笑笑。

紧张、怀疑——病人的心情你可有体会？

组长崔海松老师并不希望在场的规培医生陷入对病人的“吐槽”里。随着讨论的深入，她开始让大家站在不同人的角度思考问题。

“我觉得如果我是那个病人，我第一胎，很好，按理说我怀第二胎应该很顺畅，怎么会肚子痛呢？我很想知道原因，知道自己是安全的，我希望医生能给我这样的安全感。”

“我如果是那个丈夫的话，其实我会有点生气的，我是来带妻子看肚子痛的，你给我止痛就可以了，为什么给我开化验？我们来上海工作，都很不容易，你应该也知道的。”

“在经济不太宽裕的情况下，医生让我做检查，这个检查是不是必要的，我可能是会做出些怀疑，我会希望医生能在检查方面帮我多节省一点。”

W在最初叙述故事时也说过，她曾经去医院看痘痘，被医生开了一大堆药，医生却从头到尾都没有好好地看过她一眼，让她觉得很不舒服，而这也是她害怕自己在对待病人时让病人感到“心凉”的原因——她知道这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

参与者一个接一个地发言，分享自己的感受和经验，整个场面都变得温和，并充满了鼓舞。

“规培制度的推行对医生规范化培养很有必要，但由于中国医生整体待遇不高、工作强度大。规培医生刚进入工作岗位，不仅要应对工作和学业压力、还面临生活成本高、经济状况拮据的困难，对年轻的医生们是一个不小的挑战。部分未能完成培训就离开医生工作岗位，对医务人员的培养是一项重大损失。”黄蕾介绍道。

上海市同济医院是国内开展巴林特小组活动最早的医院，而针对规培医生组成巴林特小组，一方面是帮助他们学习医患沟通技巧，树立和患者沟通的信心，另一方面，也能帮助他们减压，克服职业倦怠。

“其实本科的时候，学生学医时都是很有热情的，对病人非常有耐心，但是由于医疗保障制度、医疗环境等复杂的因素，医务人员在成长的过程中‘职业认同感’受到挑战和质疑。因此，我们想通过这个活动让年轻医生能够学会换位思考，理解病人，同时能得到同事的支持，找回职业成就感和价值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