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医生的医疗行为中，始终存在一个药物滥用的问题。这样的问题一旦发生，其危害将格外严重，不但会导致患者白花了冤枉钱，而且很可能酿成大祸，甚至危及病人的性命。

医生是人不是神仙，药物使用不当是无法避免的。如果医生仅仅是因为能力有限而导致药物误用，那是可以原谅的。但是，随着一些商业行为在医疗行业中的渗透，药物的不恰当使用已经不是能力的问题了，不少医生完全背离了治疗的宗旨在使用药物，这不但加重了患者治病的负担，而且使病人的痛苦进一步加重。这种行为被认为是谋财害命，因此对其进行严格监督很有必要。

为了规范医生的用药行为，“药占比”这个概念走进了人们的视野，并很快成为医疗行业被严控的重要指标。这种做法的根本设想是，只要医生不过度开药了，病人的治疗就会趋于合理，看病贵的问题就会得到最终解决。

然而，医疗市场的种种怪相并非仅停留在用药的层面上，在挂号、收费、住院安排、化验、检查、治疗等环节都可能滋生违规的行为。药物滥用只能算是冰山一角。如果只是为了防止医务人员从药物中牟利而一定要严控“药占比”的话，聪明的院长和医生们会马上将药物方面失去的收益从其他环节捞回来。病人的花费是由医院收取的，各种收费的明细也是医院自己制订的，拆西墙补东墙的做法连建筑工地的农民工都会，何况智商极高的院长和医生呢？如此一来，严控“药占比”的做法就失去了意义。

一般来说，对疾病的治疗有两种基本方法，一是吃药打针，一是开刀。对多数民众说来，开刀是一种尤为恐怖的事情，不到万不得已没有人愿意挨刀子。相比之下，吃药打针倒是相对“受用”的选项。不管在医院还是在诊所，这种方法都是主打的治疗手段。而吃药打针疗法的核心是药物。离开了药物，医生看病就如战士没有了子弹，那是无法消灭敌人的，所以药物是任何一个医生或者医院都离不开的东西。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再加上民众对手术的普遍排斥，使得药物尤其受人欢迎。一般的理解应该是，医院使用药物数量越多，手术的可能性就越小，病人治病的体验就越满意。这种观念本身是鼓励医生使用药物的，当然，这里的用药是合理用药，并非药物的滥用。能用药物替代手术，哪位病人不高兴呢？

病人从骨子里喜欢用药，这是一种天性。而“药占比”的严控又会让医生不敢放心大胆用药，这必然会影响正常的治疗行为。比如一些重度耐药的感染性疾病，普通廉价的抗菌素没有作用，而强效的药物又贵得离谱。如果医生只为救命而不怕处罚的话，病人也许就得救了。但在严控“药占比”的高压下，哪位医生会去舍身救人呢？那么很可能的结果就是见死不救了，这也许是严控“药占比”最可怕的“并发症”。

还有另外一种见死不救的“并发症”可能是，既然不能从用药中得到好处，医生干脆拒绝接收病人，根本不再为病人服务。这种情况是完全可能的，很多人在考虑严控“药占比”的时候不会想到这样的后果。但这样的事情已经在某些医院的某些科室显现出来。由此带来的恶果是，真正需要医生治疗的病人，却终于体会到见死不救的滋味了。

看病贵看病难的问题是一项危害民生的重大问题，问题本身有其深刻的原因，而这些原因并不仅仅局限于“药占比”这类小问题，很多原因来自深层的因素。医改进行了很多年，很多措施相继出台，其目的是了规范医疗行为，使民众看病更为高效更为满意。然而，如果市场深层的东西不做变化的话，仅仅对面上的行为进行约束便成真正的表面文章。隔靴搔痒的做法是解决不了问题的，聪明的决策者不能不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