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卫计委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15年8月底，全国医院数量达2.7万个，其中：公立医院13314个，民营医院13475个。民营医院在数量上首次超越公立医院，占到了医院的半壁江山；然而在诊疗服务数量方面，诊疗人次只占10.9%，出院人数只占12.9%，与公立医院在服务数量上的对比依然悬殊较大。

全国范围内2014年民营医院床位为83.5万张，医院总床位数496万张，占比为18.8%；2010年，全国范围内民营医院床位37.3万张，医院总床位339万张，占比11%，民营医院的床位数量在5年间增加了7个百分点。

然而从最终服务结果看，全国范围内2014年民营医院诊疗人次占全国服务量的10.92%，2010年这一比例为8.12%。5年来，民营医院诊疗人次占全国服务量的比例，仅增加了2个百分点。

从上述数据可以看出，虽然民营医疗资源5年来增加了不少，但是患者的认可度并没有随之相应提高。反而体现了一个非常严酷的事实，那就是如何让患者信任并引导患者前往就医仍然是困扰民营医院发展的一个严峻问题。

医疗资源分配不均

统计年鉴数据显示，2014年三级、二级、一级医院的执业医师数占比分为比：49%、44%、7%，但是，三级医院的数量却只有1954家，在全国25860家医院中所占比例仅为7.6%；而同期三个级别的医院诊疗人次占比分别为51%、42%、7%。

由此可见，我国的医生资源高度集中于三级医院，导致患者就医不得不到大医院，这也正是大医院人满为患的一个重要原因。除此以外，大型医院在高级别医生资源、大型医疗设备配置、科研能力等方面民营医院也无法与其相提并论。

我国民营医院在资源的占有方面先天处于劣势地位，统计数据显示，90%的民营医院为一级或者未定级的医疗机构，床位数量普遍小于100张。在于公立医院进行的是一场输在起跑线上的竞争，而且竞争规则不同。

国外民营医院在医疗体系中的作用

当前,世界上224个国家和地区中除朝鲜、古巴等少数国家不允许设立私立医院外,各国政府均允许社会资本进入医疗领域,允许私立医院的存在和发展,允许医院所有制的多元化。

在国外，私立医院发展历史较长，许多私立医院都由教会或慈善组织举办。如美国最早的几家医院费城的宾夕法尼亚医院建立于1752年,纽约医院1771年开业,马萨诸塞总医院建立于1821年,均是为穷人提供医疗服务的私立非营利性医院，主要靠慈善捐赠来维持医院运营。

世界各国或地区医院中私立医院的数量和床位所占比例各不相同,并且相差较大。从少到多大概可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以公立医院为主,私立医院只占很小一部分(医院数和床位数都不到5%),如英国、加拿大及北欧国家等；二是私立医院数量和床位数占到35%-50%,如德国、法国、澳大利亚等国家；第三种是以私立医院为主(医院数量占到75%-85%,床位数占到65%以上),公立医院占少数,如美国、日本、印度和台湾等国家和地区。

由此可见,各个国家在借鉴其他国家的经验时,都结合了本国国情来选择适合自己的发展私立医院的策略。世界各国或地区私立医院发展程度各不相同,即使是在市场经济都很发达的西方国家之间私立医院所占比例也相差较大,这与各国不同的政治、经济、文化和价值观背景有很大的关系。

一个国家是以公立还是私立医疗机构占主体地位,并不是决定整体卫生系统绩效水平的关键因素。如日本私立医疗机构在医疗服务系统中占主体地位,并没有影响日本整体卫生系统的高绩效。据《2000年世界卫生报告》,以人群健康水平、不同人群健康水平的公平性、满足人群健康需求的反应性、满足不同人群健康需求的反应性差异、卫生筹资的公平性这5项指标,对世界各国卫生系统的绩效水平进行了评价。结果,日本卫生系统的各项指标评价均名列前茅。

但是，世界上多数私立医院发达的国家都以发展非营利性医院为主。如美国2004年私立医院数量占全国医院的76.10%,但其中营利性私立医院数量仅占14.5%,床位仅占11.2%。可见,即使在自由市场经济成熟发育的美国,以“非营利”为目的的私立医院也是医疗服务体系的主体,非营利医院的地位远非其它医院所能替代;德国1999年的私立医院床位占全国的45.7%,但其中营利性医院床位也仅占7.1%;印度和日本更是规定所有私立医院必须以非营利性医院形式运营或均属非营利机构。印度所有私立医院要按政府要求,以非营利性医院形式运营,要按政府规定的标准收费,而得到的盈利收入要单独列帐,只可用于修缮房屋和提高医疗服务的技术水平。日本规定所有医疗机构(包括私立医疗机构)均属非营利机构,从而禁止企业参与医院的开设和经营。

民营医疗应该发挥的作用

自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民营医疗机构在我国医疗卫生行业中就已出现,经过20多年的发展其数量和规模都在不断地扩展。民营医院既是深化医疗卫生事业改革的必然产物,又对整个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伴随着政治体制与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进,民营医院为打破公立医疗机构的垄断地位、营造公平有序的竞争环境而进行着不懈的努力,并积极探索着多元化、多种形式的办医模式。经过几十年的艰难发展历程,民营医疗机构不但为自己赢得了生存发展的空间,也成为了我国医疗卫生事业的重要补充力量。

由于医疗服务的特殊性，导致医疗机构存在多种供给体制，如营利医院服务存在多项选择性，倾向于为“富裕人口”服务；公立医院因体制僵化，在满足患者多样化需求方面常常力不从心，需要建立交易成本较低的可替代性的新体制；相比之下，私立非营利医院所体现的平等竞争、透明信任和社会参与等组织特性，不仅可协同政府和市场机制进行医疗体制结构和功能优化，而且能够有效降低交易的隐性成本，防止道德风险，推动医疗体制良性运行，在提供社会满意的多层次和多样化优质服务，尤其是满足低收入人群的需求方面优势明显，在监管到位的状态下，往往能够以较低交易成本实现公益性目标。

世界各国的实践己经证明,靠国家公共财政来完成全民基础医疗服务的巨大任务是难以实现的,靠国家公共财政投入去完全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极富个性化的健康需求更是“天方夜谭”。

相反,随着医学科学的飞速发展,人们健康需求水平日益提高,国家公共卫生投资政策要与此相适应,正需要从大包大揽投资、管理全社会医院的泥潭中解脱出来,收缩公共财政支持面,集中财力有效提升公共卫生突发事件应急处理整体水平,以逐步缓解日益不堪重负的政府公共卫生事业的财政负担。

因此，《全国医疗卫生服务体系规划纲要（2015—2020年）》指出：社会办医院是医疗卫生服务体系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满足人民群众多层次、多元化医疗服务需求的有效途径。社会办医院可以提供基本医疗服务，与公立医院形成有序竞争；可以提供高端服务，满足非基本需求；可以提供康复、老年护理等紧缺服务，对公立医院形成补充。到2020年，按照每千常住人口不低于1.5张床位为社会办医院预留规划空间。

可以预见，健康中国目标的实现，离不开民营医疗的作用。虽然民营医疗在现阶段还是处于成长期，暴露出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但是规范的市场环境和公平的竞争生态也有利于民营医疗的健康成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