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医生制度再度成为焦点

2016年6月6日，《关于印发推进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指导意见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通过国家卫生计生委官方网站正式对外发布，《通知》明确指出，到2017年，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覆盖率达到30%以上，重点人群签约服务覆盖率达到60%以上。到2020年，力争将签约服务扩大到全人群，形成与居民长期稳定的契约服务关系，基本实现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制度的全覆盖。

《通知》指出，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原则上应当采取团队服务形式，主要由家庭医生、社区护士、公卫医师（含助理公卫医师）等组成，并有二级以上医院医师（含中医类别医师）提供技术支持和业务指导。居民或家庭可以自愿选择1个家庭医生团队签订服务协议。

同时还要加强医院与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之间的对接，各地在引导居民或家庭在与家庭医生团队签约时，居民或家庭还可以自愿选择一所二级医院、一所三级医院，建立“1+1+1”的组合签约服务模式，在组合之内可根据需求自行选择就医机构，并逐步过渡到基层首诊；在组合之外就诊应当通过家庭医生转诊，形成有序就医格局。

典型试点地区落地效果

早在2010年，北京就按照卫计部门的制度安排，全市试点，2011年全市推广的“家庭医生式”服务，即以社区卫生服务团队为核心，在充分告知、自愿签约、自由选择、规范服务的原则下与服务家庭签订协议，与居民建立稳定的服务关系，为居民提供主动、连续、综合的健康责任制管理服务。

记者近日就这项“民生工程”进行走访发现，六年的时间过去了，家庭医生签约率虽然报表上达到了33%，甚至超过国家卫计委提出的2017年覆盖率达到30%的要求，但是实际上，当下不少社区居民是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签约”，致使很多“健康档案”随着居民的搬迁或者医生的调离成了“死档”，这与当初这项工作“充分告知、自愿签约、自由选择、规范服务”的顶层设计多少有些“走偏”。

理想与现实之间的三大矛盾

居民知晓度和服务的质量无保障，患者热度低

记者在走访中发现，在居民不知情的情况下进行强制“绑定式”签约，已成为当下很多社区的做法。居民不知情造成的直接后果是：家庭医生与己无关，根本没有接受相关服务的意识，一旦搬走了，便永久“失联”，此前的签约自然成为一纸空文。北京市卫计委基层卫生处负责人表示，目前，在社区提供“家庭医生”式服务的人员本身就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在岗的医护人员，而这个群体的数量始终存在一个较大的缺口，如果按照实际需求，全市应该差不多需要1万个左右的团队，但目前只有3000多个。

家庭医生制度是个舶来品，中国人并不熟悉。现在我们要跨过看医生这个门槛，直接向熟悉求医问药、熟悉三分钟快餐诊疗的患者推销家庭医生了，这个幸福是不是来的太突然了？而关键又现实的问题是：从医时间多长的全科医生可以担任家庭医生？选什么样的医生做家庭医生谁说了算？患者要为此承担多少经济负担？请了家庭医生，他不尽职或没有时间怎么办？这些细节与措施相关部门都有吗？

24小时电话或成为摆设

按照最初项目设定，每个签约的家庭，都可自愿选择、签约并免费拥有一支24小时待命的社区家庭医生团队，可以24小时随时向家庭医生进行健康咨询。

记者在多个社区走访发现，不同社区对于24小时咨询电话的设置区别很大：有些是社区卫生服务站的24小时电话兼家庭医生的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而有些则没有设置24小时电话。即使那些设置了服务电话的社区，也“不能保证随时接通”。

家庭医生动力不足

从全市看，并无单独项目经费为医护人员进行补贴。从各区看，有些区里自行制订了一些绩效激励制度，有的区考核签约数量、提供服务的质量，有的区考核签约服务后开展的每一项工作落实情况。要搞家庭医生制度，必须是医生去搞。可医生为什么要去搞？动力与积极性是什么、在哪里？现在的医生已经很累了，待遇的问题更没有解决，在这种情况下，又弄出什么家庭医生制度，谁会感兴趣？如果医生没有积极性和动力，这个事情能搞好吗？

记者听得最多的还是对于收入的抱怨，致使不少家庭医生“动力不足”。在西城区某街道，记者遇到了正在给居民看病的陈医生，据他介绍，除了给社区居民看病，他还承担一年至少四次面对面随访、为居民讲解日常的保健知识、65岁以上老人的体检、帮助需要住院的病人转诊等多项工作，这些都是“家庭医生”式签约服务的延伸服务。“我每年的收入都是固定的，延伸服务都是一种‘义务劳动’。”陈医生表示。丰台区某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一名工作近20年的全科主任医师也有同感：“没有绩效激励，免费的服务能走多远呢？”

家庭医生制度能撑过今年吗？

理想是丰满的，现实是骨感的。当年马三立说过一段着名的《卖年糕》的相声：看见的年糕总是很大，但每每从柜台里取出来却很小。最后的“包袱”是：那柜台面是一个放大镜做的……家庭医生这项工作的推进，与此颇为“神似”：说起来是颇为“浩大”的民生工程，但是现实推进中看到的“成果”却不那么“浩浩汤汤”了。

家庭医生制度也是如此。不仅政策理想和落地的现实之间相去甚远，同时，“未来三甲医院多少比例的挂号要由家庭医生开出......”这样的规定是典型的以行政手段和计划经济的做法，至上而下的来解决现实的与市场经济的问题是典型的办公室作风，根本不会有什么生命力，会有一万个“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答案在等待并让这个制度胎死腹中......

你说它能不能撑过今年。

来源：中国数字医疗网整理，部分内容来源于北京青年报、医疗商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