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观点认为，病人跟着医生走是常态，而分流符合分级诊疗的目标，医院没有处罚依据。也有人认为“分流病人”就是倒卖，这触动了医院的利益，理应对其零容忍。

近日，同仁医院两位主任因未经批准多点执业及分流病人等原因被免职的消息引起医疗界震动。

记者获得的一份文件公告显示，“XX医院眼科视光中心主任XXX、白内障中心主任XXX，未经批准在北京XXX医院等多家医院执业，同时在XX医院出诊期间，以无法做检查或缺乏晶体为名，多次将病人介绍到北京XXX医院做手术。”

公告显示，该医院决定免去二人主任职务，取消2016年度评优评先资格，分别扣罚12个月、10个月奖金，并将二人相关违纪问题移送市卫计委医政部门做出处理。

业内人士告诉记者，该公告出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两主任执业地为北京茗视光眼科医院。记者联系到了该白内障中心主任，确认消息属实。

该主任表示，医院并未向他下达处理通知，亦未向他说明处理原因，记者获得的公告为医院的会议公告。

至于公告提及的处理理由，该主任表示，他介绍病人到北京茗视光接受手术，这是因为同仁医院确实没有三焦点晶体和多焦点区域晶体。而他所执业的茗视光等医院都有这两种晶体，因而可以完成手术。

这位主任强调，他与另一位受到处分的眼科视光中心主任在同仁医院的手术量分列第一、第二。第二执业地北京茗视光眼科医院曾与第一执业地同仁医院结成医联体，他也因此长期在茗视光执业。但由于不便透露的原因，两医院目前不再合作。

这位主任表示，虽然受到免职处分，但其在同仁和茗视光的执业迄今并未受到影响。

同仁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副主任医师臧洪瑞告诉记者，只要办理相关手续，完成本职工作，同仁医院并不反对医生多点执业。

白内障中心主任也强调，多点执业并非其受到处分的主要原因。

但事件还是不可避免地引发行业对医生多点执业中医生与医院利益冲突的讨论。

“医管局让医生交代在公司、其他医院的任职！”免职事件之后，有医生在记者所在的微信群传来消息。

表面支持，实际反对？

多点执业是指医师在两个及以上医疗机构定期执业的行为。从“新医改”初时的试点，到2015年国家卫计委发布《推进和规范医师多点执业的若干意见》（下称《意见》），多点执业已作为医改突破口被寄予厚望。

由于制度的理想状态是帮助医生逐步突破体制，自由流动到有更大需求的基层和非公立医疗机构，其也被视作分级诊疗的突破口。

《意见》规定，医师多点执业要经所在医疗机构同意，并实行注册管理。一些城市也可备案。

此外，医师在参加城乡医院对口支援、支援基层，或在签订医疗机构帮扶或托管协议、建立医疗集团或医疗联合体的医疗机构间多点执业时，不需办理多点执业相关手续。

6月8日，国家卫计委宣传司司长毛群安透露的数据显示，截至2015年年底，全国共有4.4万名医生注册了多点执业，其中到民营医院执业的占到了35.55%。

但政策推行的另一面，是从未停止的“遇冷”。

业内人士对公立医院在医生多点执业上的保守心知肚明，并且这种保守做法并不违反所在省、市多点执业的相关政策。

以有“北协和、南湘雅”之称的中南大学湘雅医院为例，“科室主任（正）和党员不能自己开设公司或成为公司股东”，一位湘雅医院医生介绍。

“实质是限制医院骨干多点执业”，中欧医生集团运营总监孙新颜告诉记者，由于非公立医疗机构对于湘雅这样知名医院的医生常以股份相邀，限制其成为公司股东，其实就是限制多点执业。

但湘雅的做法并没有违反《湖南省医师多点执业实施办法》，该《办法》第十二条规定，第一执业地点医疗机构可以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本机构实际，制定本单位医师多点执业管理办法。

明令禁止的亦不鲜见。正组建护士集团的相久大原为密云区（县）医院医生，由于医院禁止多点执业，他干脆辞职创业。

“据我所知，北京的大部分医院实际都不支持多点执业。”中欧国际医院管理中心副主任、中欧医生集团CEO徐勍说。记者了解到，有些医院以会上点名或不发给全额工资的方式限制。

实际中，由于自由度及收入等因素，已经打开局面的医生更愿意延续“走穴”、“飞刀”。多数医生甚至不愿在医联体内多点执业。

相比“走穴”的轻盈，医联体内的多点执业对医生束缚更多。

臧洪瑞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除了安排上受制医院，医生从这种模式中收到的回报远不如“走穴”，因此医联体内的多点执业往往流于形式。

事实上，公立医院与医生之间的关系互相依赖。医生依赖体制内的身份，医院依赖医生以保经营。这种互相依赖是多点执业矛盾的前提。

“中医看菩萨，西医看庙堂。”孙新颜告诉记者。在西医中，真正能脱离“庙堂”的知名专家有限，绝大部分医生还是要依靠体制内的身份，才能在市场上获得认可，保有一席之地。

“多点”难过“分流”关？

同仁医院被免职的主任之一告诉记者，其执业的茗视光因非公立医疗机构的属性，在新技术、新材料的使用上有便捷优势，过去曾与同仁医院结为医联体。

这位主任表示，此次事件，是因为双方合作停止，而其仍在茗视光执业，导流了同仁需要排队两个月才能完成手术的病人。他强调，其与另一名涉事主任在同仁医院的手术量长期排在前列。

从现实层面来看，医生多点执业的主要流向是民营医院。

“民营医院都是车接车送，诊疗费用也高，最高能到数万，对医生当然有更强的吸引力。”袁彦龙和臧洪瑞一致表示。

比起让医生流向基层医疗机构，流向民营医疗机构或许会让公立医院更为紧张。

业内人士对于“分流病人”存在不同看法。

有观点认为，病人跟着医生走是常态，而分流符合分级诊疗的目标，医院没有处罚依据。也有人认为“分流”就是倒卖，这触动了医院的利益，理应对其零容忍。

长期以来，业内人士对于公立医院在医生多点执业上的保守心知肚明，而同仁的免职事件似乎公开了这种保守态度背后的原因——病人分流。

从政策角度理解，医生多点执业鼓励的是医师到基层、边远地区、医疗资源稀缺地区和其他有需求的医疗机构多点执业。

而多点执业最终要实现的是病人向基层、社区和非公立医疗机构的分流，使大型公立医院从常见病中解绑，专注诊疗疑难杂症、提升科研能力、带动基层医疗机构的学科建设。

长远来看，病人的分流于各方有益，为何此时会遭遇反对？

北京儿童医院院长倪鑫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曾表示，病人的分流意味着医院效益的下降，而医院的效益决定了院长的去留，因此推动医生多点执业和分级诊疗，一定要解决好大医院的收益问题。

“取消药品加成以后，医疗服务价格又没有及时上调，医院经营很难，院长难做。”中欧国际医院管理中心主任、中欧医生集团联合创始人袁彦龙告诉记者。

实现双转是关键

病人分流的压力下，如何化解公立医院与医生之间天然存在的矛盾，使医生多点执业和分级诊疗得以真正推动？

中国社会科学院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朱恒鹏认为，如想推动多点执业、分级诊疗，政府必须允许医生流动。

目前政策要求多点执业需经医院和院长同意。朱恒鹏表示，这种规定容易使得分级诊疗和多点执业陷入死循环。

至于大医院收益下降的问题，朱恒鹏表示，大医院回归到其本应承担的业务，一定会造成收益下降，但解决的办法在于未来废除事业编，去除冗员带给公立医院的收益压力。

袁彦龙和徐勍则认为，政策没有放开的情况下，民营医院、医生和公立医院达成合作并非不可能。

徐勍认为，随着医疗服务价格的调整，疑难杂症的收益或许能够达到较为合理的状态。在这种预期下，只要民营医院和公立医院能够实现双向转诊，合作并非全无可能。

袁彦龙表示，在公立医院仍拥有强大的医师、病人、技术和科研资源的情况下，绕开公立医院推动多点执业并不现实。只有将公立医院纳入合作，实现共赢，才是解决之道。

以鼓励医生多点执业的安贞为例，医生到基层医疗机构的执业使得大医院和基层有可能保持双向转诊的良好互动，甚至有可能帮助公立医院扩展影响力、虹吸基层病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