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应康
 

5月11日早上，石应康像平常一样与妻子告别，说是去上班。然而他并没有下楼，而是从他在8楼的家上了20楼——他95岁的母亲就住在这一层。平常的时候，整日忙碌的石应康也常常会到楼上来看看母亲，坐一坐、歇一歇便离开。这段时间，母亲和保姆去了老家重庆。所以，石应康这一次并非来看母亲，而是要完成一次和任何人都没有诀别的陨落——从20楼一跃而下，结束了自己65岁的生命。

事后有人在石母的住处发现，地上散乱地丢弃着二三十个捻灭的烟头。患有多年糖尿病的石应康解下了一直携带在身上胰岛素泵，把它留在了房间里。

“他的脸非常完整、干净，也没有缝针，这说明他是仰着跳下来的，他在表达一种意思——死也不低头。”在给石应康的遗体整容的时候，唐玲丽就守在旁边。她的这种解释不仅出于一名有经验的骨科医生对人体创伤姿势的了解，而且还因为她和石应康是四川医学院（后更名为华西医科大学，2000年并入四川大学后改称四川大学华西医学中心，华西医院为其附属医院暨临床医学院）74级的同学——石应康是班长，唐玲丽是团支书。

“干这一行的，如果想要离开的话，可以选择很多方式让自己保持完整，并且不痛苦，他为什么选择这种方式？”作为医生，唐玲丽谈起老同学的死有超出一般人的冷静，但她也有无法解开的疑问。

“石头”坠落

和唐玲丽一样，所有认识石应康的人都觉得这一切来得太突然。

5月10日，也就是他去世的前一天下午，石应康主持了华西医院管理研究所的所务会。和往常一样，他满怀激情地讲述了自己在医院管理上的心得和新思路，还向众人分析了未来发展可能面对的种种困难。会议一直持续到下午五点半。临近结束的时候，几个学生约定在第二天预答辩结束后和石应康一起吃饭，他当即答应了这个要求。

然而，5月11日中午，石应康没有应约出现在饭局上。学生们从12点等到下午一点多，在等待期间还特意给石应康加了菜，同时给他打了许多次电话，均无人接听。参与当天聚餐的一名学生对记者说，“石老板是个非常守时的人，跟人约定的事情他一定会按时做到。”有人隐约觉得，石应康可能出事了！

被学生称为“石老板”的石应康2013年卸任四川大学华西医院院长，但他仍担任华西医院管理研究所所长。从1993年开始掌管华西医院始，任期长达20年，石应康也因此成为中国公立医院任期最长的院长。因为在医疗改革和医院管理方面的成就，有人将他称为“中国医院管理教父”。

这一次，石应康爽约了。正是在学生们等待他共进午餐的那段时间里，他在抽掉了二三十支香烟以后，最终做出了决绝的选择。不久，学生们就得到了他死去的消息。

5月11日23:50分，华西医院通过官方微博宣布：该院前任院长、中国著名卫生政策与医院管理专家、著名心脏外科专家石应康教授，于当日下午不幸辞世。

实际上，从发现石应康跳楼身亡到最终发布上述消息的十多个小时里，华西医院试图说服家属将他的过世归结为“健康问题”，但这样的想法被石的家人拒绝。在医院官方发布消息之前，当天晚上19:58分，石应康的女儿、华西医院肾内科副教授石运莹就在她的朋友圈和微信群里写道：“他心凉了，厌了，想走了。”“勤勤恳恳为华西奉献20年，换来的是这样的结局，不得不说是社会的悲哀，制度的悲哀。”石应康的妻子王兰兰也称：“他选择离开的方式就是他的性格。”

然而，石应康最亲密的家人的这些说法并不能解除外界对他的死的疑惑。

在逝世的前一周，石应康的时间表还像往常一样排得满满的。就在前几天，他还去了唐玲丽学生所在的社区医院视察，推广分级诊疗的事情。这是他卸任院长之后的重头戏之一。

5月4日，石应康赴北京参加了“十二五”规划课题的结题答辩。在他回到成都以后，5月8日，“2016年大数据背景下的医疗运作与物流管理国际研讨会”在四川大学举行。作为大会的第五个发言者，石应康报告的主题是“三级医院推动建设分级诊疗体系”。在报告中，他分析了分级诊疗体系的参与要素；全科医疗的特点；全科医疗与专科医疗的区别与分工。最后，结合华西医院推动区域分级诊疗的经验，提出了一些建议。他的演讲获得了一片掌声。

会议结束后，石应康参加了合影。穿着灰色西服的他坐在第一排中间偏右的位置，双手交叉放在腿上。周围的人没有谁能够想到他三天以后的结局。然而，这却是他最后一次出现在公开的照片里。

谈起几天前与导师的最后一次见面，已是华西医院心脏外科主任的郭应强双眼哭得通红。那天，郭应强向偶尔回到心脏外科的石应康“显摆”了一下自己最新的技术突破。听完之后，导师破天荒地拍了拍他说，“你现在终于长大了。”这让等着被“挑刺儿”的郭应强颇为意外——他已经习惯了导师对他“失败时狠狠地骂，成功时轻描淡写地肯定”的风格。“有时候我觉得手术设计很完美，他还是会骂我。但那天他真的夸了我，我不知道他是怎么了。”

唐玲丽不仅知道石应康的做事风格，而且还知道石应康不怕死，但绝对没想到他会选择这样的方式。她记得，1975年，他们和一众同学被分配到基层实习。有一天，他们宿舍隔壁的一栋农房着火了，大火迅速燃烧起来。石应康爬到房顶，将同学们递过来的水一桶桶地浇下去。那间农房有三米多高，唐玲丽在下面看得胆战心惊，大呼石应康的小名，“石头，石头，你下来！快下来！”

“他就是不下来，他是真不怕死啊！”提起当年的情景，唐玲丽觉得仿佛就在眼前。尽管如此，她如今也解释不了石应康的死。“我猜想，多半是当天有人给了他压力。”

家世轮回

5月15日，石应康遗体告别仪式在成都市东郊殡仪馆举行。从上午八点开始，来悼念的陆陆续续有超过5000人，主要包括他的同学、亲友、同事以及患者。

唐玲丽是随第三拨人群进入悼念大厅的。据她估计，整个四川医学院74级的学生来了接近三分之一。看着石应康的遗体，她又想起初次见到他的时候：穿着蓝色的布褂子，背着一个黄绿色的军用包，边走路边啃馒头。“长相一般，个头也不高。”

石应康在同学中的威信很高。每次病例讨论的时候，只要他确认的问题，很少有人会提出反对意见；遇到什么难题，同学们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找石应康。甚至连老师都分外偏爱他，凡是有手术，都会将石应康安排为第一助手，而其他的同学往往只有站在旁边看的份儿。

唐玲丽解释说，“他来自医学世家，在我们什么都不懂的时候，他就立下了要做胸外科医生的目标。他就像我们74级的一面旗帜。”在当年那些从农村或基层推荐上来工农兵大学生中间，石应康是让他们仰望的人。在很大程度上，这是由于石应康非同寻常的家庭背景。

在当天的遗体告别大厅里，石应康的遗像两侧挂了一副巨大的挽联：“来去皆雄杰彰石门刚烈风骨，俯仰无愧怍建华西不朽勋章。”这不仅是对石应康的悼念，也暗含了对他的家世的一种概括。

祖籍福建的石应康于1951年5月21日出生在上海，他的父母是在上海解放前夕乘坐最后一班军用飞机从台湾飞回大陆报效祖国的。石应康的父亲石美森毕业于国立上海医学院（后更名为上海第一医学院，于2000年并入复旦大学），并供职于该院儿科系。作为知名的儿科医生，石美森1958年“响应国家号召”转赴西南地区工作，加入重庆医学院（今重庆医科大学），并成为该院儿科学院的创始院长。

石应康的母亲凌萝达是妇产科名医，她是国内“头位难产”及“头位分娩”方面理论与实践的开创者。

石应康的大伯石美鑫则是著名心胸外科专家。曾担任上海第一医学院院长，并负责周恩来等重要领导人的保健工作。

除此之外，很多人所不知道的是，石应康的另一个伯父石美瑜曾任国民政府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庭长。罪大恶极的日军战犯谷寿夫、酒井隆，“百人斩”杀人竞赛者向井敏明、野田毅等都经他审判，并最终伏法。

王兰兰是石应康的结发夫妻。和石应康同是重庆医学院子弟的她，后来成为华西医院实验医学科主任、博士生导师。在石应康遗体告别仪式上，王兰兰看起来十分哀痛和虚弱，走到哪里，都要有人搀扶着。作为与石应康青梅竹马的伴侣，这已经是她第二次目睹石家“顶梁柱”的坍塌了。

就在50年前的1966年，“文革”一开始就强烈冲击到石家。由于不堪众辱，石美森自缢身亡。当时，石应康才15岁。而实际上，他几乎从不在公开场合谈起父亲。如今，石应康宿命般的结局，让很多人重新提起石美森的遭遇。而95岁高龄的石应康母亲凌萝达远在重庆，迄今还不知道丧子的噩耗。告别仪式后，石应康的骨灰被送到青城山寄存。本来，青城山有石应康为父母买好的墓地，石美森就葬在那里。

石美森除了医术高超之外，也是一名很好的医院管理者。在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编纂委员会编写的《厚德尚学，精医济世》一书中，有对石美森在医院管理方面才干的记述。当时，石美森提出，创建国内外一流的儿科医院，单纯从医疗上有所提高还不够，必须加强医疗、科研、教学及优秀人材的培养。而许多年后，石应康对华西医院管理的基本思路与他父亲的主张如出一辙，而且卓有成效。

石应康的突然离世，震动了整个华西医院。一位医生说，当听到石院长逝世的消息时“眼泪不由自主地夺眶而出”。还有人称，石应康是华西的“旗帜”“舵手”“是迄今为止华西最伟大的院长，没有之一”。然而，对于石应康自杀的原因，所有人都对这个巨大的隐秘闪烁其词。

“动了所有人的蛋糕”

进入位于成都市锦江万里桥头的华西医院，道路两旁排满了人。越往里走，人越多。门诊楼大厅人头攒动。华西医院这艘“巨轮”，并没有因为石应康的离去而有什么变化。一切都在繁忙而有序地运转着。

华西医院的历史，可追溯至美、加、英等国基督教会于1892年在成都创建的仁济、存仁医院。作为全国范围内地位崇高的知名医院，素有“南湘雅、北协和、东齐鲁、西华西”之称。

尽管如此，上世纪90年代初，地处西部地区的华西医院处于发展的低潮时期，当时其规模和医疗服务量在中国大约只能排在前50名。

1993年，42岁的石应康被任命为华西医院院长，成为当时中国最年轻的三甲医院掌门人。石应康后来解释说：“当时医院发展遇到瓶颈，学校决定重组医院领导班子。院长原本让我做院办公室主任。那时我年轻气盛，跟当时的（华西医科大学）老校长说，要当就当院长。”

带着这股冲劲儿，石应康上任后从医疗服务管理，到后勤部门，再到科研规划的制定都有创新和发展。甚至连反对他的人也不得不感慨“石应康是个管理天才”。华西医院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干部告诉记者，“石应康几乎动了所有人的蛋糕。”

当电脑刚刚普及的时候，石应康就规定挂号人员必须在短期内学会电脑。而当时那批人大多是40岁以上的老员工，他们纷纷对这个规定表示不满。石应康的回复是，必须学会，否则开除。半年之后，华西医院完全实现了现代化的门诊服务体系。

华西医院如今有序的运转得益于石应康一手设计的各种创新制度，其中包括“医生跟着病人走”“系统疾病联合诊疗”“临床检验服务整合平台”等等。通过这些措施，他对这座庞大的医疗机构实施了流程再造，并强化了学科交叉和临床重点专科的建设。

2003年，为了推进医院的科研发展，石应康在华西推出新的制度，规定所有新入院工作的博士生必须进站做博士后，两年之内发表SCI文章或者申请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否则一律不得成为医院正式员工。当时，不少博士生已经进入科室临床工作，但依然被召回做科研。这种做法遭到了不少学生的反对。他们纷纷通过各种途径来表达不满。

那个时候，郭应强刚刚博士毕业，作为石应康的学生，他不敢将那些反对意见反馈给导师。当时郭应强已经在华西医院待了十年，但是毕业后要想留在心外科，还要获得三个认可：科室对其临床技术的评价、护理团队对其协作能力的评价、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对于上述要求，郭应强觉得，“他就是不想留我，所以才提了根本遥不可及的条件。”

在博士后工作两年就要结束的时候，郭应强又碰到了一件他难以理解的事情：石应康让他借调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半年学习科研管理。郭应强对此很不以为然。他对石应康说，“老板，我不想去。”坐在他对面的石应康猛地拍起桌子，只说了一句话就走了，“郭应强，你今天必须去！”后来，郭应强再次体会到石应康的用心，“从科研的组织和管理来讲，很多东西是在这种专业的管理机构之外永远学不到的。”

石应康的强硬体现在管理医院的各个层面。根据《解密华西》一书记述，辅助石应康管理工作数年的华西医院科技部部长姬郁林表示，跟随石应康做事“特别累”。在她眼中，石应康对很多大方向的把握很准，但小的管理手段经常变化。石应康每想到一个事情，就要求中层管理者马上去做，必须跟上他的节奏，可是下面刚按照他的思路做出方案，往往又会接到新的通知。

以结果为导向，是石应康毫不妥协的标准，他也在努力将这种标准灌输到全院，并将其列为引进人才的四个标准之一。经过多年的努力，在科研上，华西医院SCI论文量常年居国内医疗机构第一名；在国内较为公认的复旦大学“中国最佳医院”排行榜上，华西医院的综合排名紧随北京协和医院而居全国第二。

“砖头院长”

上世纪90年代末，经过改革开放十余年的发展，国内的社会经济状况得到了普遍改善，公众对医疗服务的需求逐渐增大，公立医院的医疗改革则处于以市场为导向的摸索阶段，为石应康这种敢干敢闯的性格提供了发展空间，同时也使得他变得颇具争议性。

当时，已经任院长5年的石应康意识到，随着病人的增多，华西既有的规模已经不能满足潜在的医疗服务需要。他专门请来一家美国公司，分析了华西医院从上世纪70年代到1998年期间近30年的医疗数据，根据门诊量、住院病人数、手术量的增长幅度等，推算出就诊患者数量未来的增长情况。最终得出结论：华西医院至少应该设置3400张床位，才能满足未来25年的发展需求。而当时华西医院刚刚建设完第二住院大楼，实际开放床位也仅达到1400张。

于是，扩建成为医院在短期内得到大幅提升的最好办法。就连石应康自己也曾公开表示，“大医院扩张始于华西。”他甚至因而获得了“砖头院长”的称号。

随着医院规模的扩张，病人资源成为华西医院发展的掣肘。石应康领导下的华西医院开始与周边的医院争抢病人资源。毕业于华西医学院、后来进入成都另一家公立医院工作的曾明（化名）说，“华西医院就像一棵大树，而树底下则是寸草不生，这种影响从2006年左右就开始凸显出来。”

快速扩张和种种内部管理措施的加强，很快使华西医院病床数超过4000张，发展成为中国西部最大规模的医院，并一度成为世界规模第一的综合性单体医院；医院门诊设专科、专病门诊200余种，最高日门、急诊服务量18000余人次，2015年医院门、急诊量高达506万人次。

在任之时，石应康就一直声称要推动中国医疗分级诊疗制度的进行，并借助医疗IT技术实现患者在不同医院间的在线转入和转出，以及医患之间的在线交流。“他其实在练吸星大法，所谓的分级诊疗、基层医疗都是要达到一个目的，即吸引病人到华西医院。”曾明说，“华西医院的绩效考核很严，每个医生都有固定的任务完成量，他们的口号就是分解任务。而要完成这些任务，必须要有足够的病人。”

曾明发现，华西医院通过对病人进行大数据分析，按照季度、半年、年度统计，关注病人从哪里来，城市病人占多少，农村又有多少，为什么有的地方来得少。而这很大程度上依靠其在2001年开始建设的华西远程医学网络。截至2012年底，其接入的远程网络医院总量达到530家。

种种做法，带来的是成都市其他医院对华西的抵制。成都市政府甚至曾呼吁组织一家大的医疗机构来与华西医院抗衡。“我们觉得华西真的是太过分了。他打的旗号很高调，事实却非如此。”面对各种质疑，石应康并不以为然。曾明说，“他太高傲了。”

在主导医院扩张进程的同时，石应康对于华西被合并到四川大学的举措却表现出不满。在很多人眼中，2000年与川大的合并，或许是石应康最终命运的一个节点。

高校合并是上世纪90年代后期到21世纪初中国高等教育管理体制的一个动作颇大的举措。数据显示，从1992年到2003 年，中国对近600所高校进行了合并调整。然而轰轰烈烈的高校合并，也带来了很多问题。华南师范大学副教授瞿华在《我国高校合并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一文中指出：我国高校合并很大程度上是政府行为,这使合并高校难以超越条、块的界线而择优自由组合,客观上存在“拉郎配”、硬结合的短期行为。

四川大学和华西医科大学可谓上述情况的一个典型代表。两校的合并遭到了华西医科大学几乎所有人的反对：2000年，四川大学总体学科排名位列全国12名左右，而华西医科大学则已在医学院校里名列第三。

如果两校没有合并，按照当时附属医院院长会成为校长的惯例，石应康很可能成为华西医科大学的下一任校长。他曾经不止一次地将对两校合并的不满表现出来。

比石应康小十多岁的梁彤称石应康为“石叔叔”，梁家与石家是几十年的世交。石应康曾经对梁彤说，“领导就是消化垃圾的地方，下属给他倒苦水，倒垃圾，他却没有地方倒。”梁彤对记者表示，“他对四川大学不感冒，也不太愿意和他们发生很大关系，更不太希望外界来插手华西的事情。”不过，通过此次合并，石应康也将原有任期清零，以新的四川大学华西医院院长身份重新计算任期。也正是这种情况，使他成为中国任期最长的公立医院院长。

据知情者声称，合并之初，华西医院每年只需向四川大学上交少量经费即可，量级为“百万级别”。2011年，华西医院总收入就接近37亿。随着华西医院的发展扩大，四川大学开始试着插手华西医院的管理。然而由于石应康的把控，川大很难将水泼进去，两者的矛盾也逐渐凸显出来。2013年，在石应康离任的时候曾向四川大学递交一份离任报告， “但是却被以‘将自己写得太好’为理由打了回来。”梁彤说，在长达十年的控制和反控制过程中，可以想象石应康身上的压力有多大。

与此同时，华西医院内部的矛盾也日益突出。据《解密华西》一书介绍，石应康的强硬、霸道，使得一些负面意见层出不穷，有教职工开始抱怨石应康利用员工辛苦赚来的钱搞政绩，通过医院规模扩张给自己捞取政治资本。甚至有不少威胁开始出现，曾经还有人给他打电话声称要杀他全家。

据华西医院内部人士透露，在石应康长达二十年的任期内，不止一次有人期望他下台。而当时曾经和他一起奋斗的同伴，也因为院长接任的问题而最终与他分道扬镳。“当时本来已经有院长人选，但是石应康坚持不下台。”

石应康曾经将他的连任归结为等待医院管理的见效。他曾告诉梁彤，“一个医院要做好，不是一届两届连任就能做好的，十年之后才是一个医院管理见效的时候。”

2015年，石应康在公共场合大谈公立医院院长职业化的话题：国内院长隶属于行政编制，基本是按照届数履职，到了规定的最高届数必须要下台，这不是职业经理人的生存环境。“一个健康、合理的职业经理人制度，应该是院长不必为自己的出路问题而头疼。只要院长做得足够优秀，资产所有人就会聘请其继续做院长而不受所谓的届数限制。即便被这家医院解聘，也有可能被其他医院聘用。”

在离任之际接受采访的时候，他曾向媒体表示“（离任之后）肯定会存在一部分制度难以延续的现象，因为我卸任后就变成（推动华西医院发展的）外因，以前是内因。世界上的规律是，外因要通过内因起作用。”

而石应康所推崇的采用“民投公营”模式运营（即由民营资本投入，由华西医院全面负责管理运营）的华西医院上锦院区，据称也将被新一届领导班子收回来。而在石应康看来，这种方式，很好地解决了公立医院投入不足的问题。

石应康并没有因为离任而变得清闲，他开始投身于互联网医疗。“我已经64岁了。互联网虽然是年轻人的事，但其确实有它的好处，可以体验交流，打破很多机构的壁垒，体制机制的障碍。可以改变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石应康曾如是告诉媒体。

2014年11月，他担任了医联众惠医疗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并开发了一个产品，名为“众医帮”。“本以为他退休之后能够闲下来，但是他依然很少能完整地陪他母亲吃完一顿饭。”石应康的一名亲属说。

“心凉，还是心虚”

在石应康去世后，“共识网”头条推出了一篇署名白兰的文章《石应康自尽：心凉，还是心虚》，在网上获得很高的转载率。文章标题中的“心凉”直指石运莹对其父之死的含糊其辞的反应。在白兰眼中，石应康集官、学、商、社会、经济地位于一身，是西南地区乃至全国医疗市场的主要玩家和医疗界既得利益者的代表。作者在文中提出，“功可以抵过吗？制度有缺陷，个人就不用承担行为后果吗?”

白兰本人自称“生活在华西医院所在地的四川成都，有医院及医疗卫生主管部门、医药行业从业经历，是病人、病人家属”，而且“同石先生本人，也有过交道”。

实际上，作为一个庞大的体系，不少医药公司都以产品能够进入华西医院的采购目录作为“旱涝保收”的保障。也正是因为此，在药企的工作人员眼中，石应康就像一个“超级明星”。

李贽（化名）是一家上市医药公司的市场总监。他说，白兰的描述很符合他对石应康的感觉。2008年前后，他曾经为了向华西医院推广一种麻醉药物而去见石应康。当时，他心目中的华西医院院长应该颇具学者风范。而他实际见到的石应康则是，“一身名牌，西装革履，说起话来‘霸气侧漏’。”在了解了他的意图后，石应康第一句话就是，“你们既然是上市公司，就应该懂规矩。”最终，他们的产品还是以金钱作为敲门砖打进华西的。

“在与四川的医院谈合作的时候，每次请医生吃饭，华西医院医生的档次总是要比其他医院高几个量级。”李贽如此解释石应康在某个范围里受到赞许，是因为他给一部分人带来了利益。

有知情者说，石应康的自杀可能与前段时间审计部门进驻川大有关系。而华西医院宣传部部长廖志林否认了这种说法，“巡视组确实有进川大，但并没有来华西。”

从公开渠道上看，石应康接受过两次审计，但审计结果均未公布。最近的一次是在2013年，发生在他从华西医院院长职位卸任的时候。由四川大学审计处委托致同会计师事务所进行。川大审计处的一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对石应康的审计早已结束，但他表示无法透露审计结果。

事实上，审计给石应康带来了巨大的烦恼。一位石应康的亲属向记者表示，“经常有人找过来，让他回忆十年前、二十年前做的事情，如果记不清，还让回去想。这么长的时间让他不断解释原来做过的事情，简直不得安宁。有这样的吗？这是在整人。”

尽管未有明确的结论证实石应康是否有问题，但是从2005年到现在，关于审计出问题的传言一直层出不穷。有消息称，石应康之所以能够撑到现在，是因为有某些领导庇护。“他与上面领导的关系处得非常好。”一位知情人士如此表示。曾经也有一位华西的工作人员向同行炫耀石应康的能力，“我们石院长能力大，李春城和魏宏都倒了，他却没有任何事情。”

白兰在文章里，对石应康的这种“能力”进行了肯定，“在他当着周永康保健医生、如日中天的时候，我看到了他的张狂与忘形，并亲自提醒过他约束自身行为。”白兰在目睹石应康不断地逢凶化吉中，一次次感慨其“关系太硬了”。看到石应康自杀的消息，白兰表示并不吃惊。在记者联系到白兰本人后，她表示之所以写这篇文章，是表达“想说、该说的话”，并“尽社会责任。”但她并不愿意透露自己的真实身份，也不愿谈论更多。

有“巴蜀鬼才”之称的四川作家魏明伦比石应康大10岁，两人是挚交。石应康称其为“明伦老前辈”。2007年，华西医院建院115周年的时候，魏明伦曾撰写了《华西医院赋》。在石应康遗体告别仪式之前，魏明伦见过石应康的妻子和女儿。王兰兰告诉他，对石应康的多次审计，都是做了结论的，没有太大问题。但是总是来找，他很烦。

“石应康陷进了这样一个体制，一个染缸，怎么可能一点灰色收入都没有？”魏明伦对记者说，“他和周永康、魏宏、李春城有关系，他们也是需要医疗服务的。任何一个院长，都要给领导做保健服务的，哪一个不是这样？这是石应康的工作。我住院，他都会来看我的。那他们住院，他肯定也是要去的。住院也罢，检查也罢，他们是正常的工作关系。”

2013年，石应康获得“最具领导力中国医院院长终身成就奖”，魏明伦对此发短信表示祝贺。石应康在回复致谢时向魏明伦表达了他的信条：有容乃大，无欲则刚，宠辱不惊，去留无意，志存高远，追求奉献。

这24字信条也是石应康离任时送给自己的“礼物”，他又进一步解释说，“（关于我的）好坏评价都有，我觉得还是把评价留给历史，时间距离越远，给出的评价就越真实也越全面。”

对石应康的不同侧面的评价的确令人困惑。例如，另一位与石应康打过交道的医药公司高管说，“他从来不避讳自己的权力，说话很干脆。医药企业的很多人跟他关系很近，他也很敢拿。”不过她也指出，“石应康也会考虑医院的利益，觉得对医院有好处，就会下决心落实。”

对于石应康的自杀，这位高管并不吃惊，“他已经习惯了前呼后拥的场面，也没有人约束他，而且他也不是谨小慎微的人，所以难免会出问题。”

这些年来，唐玲丽也不时听到石应康“出问题”的传闻。在2014年的一次同学聚会上，她把石应康悄悄拉到一边聊起这个话题。石应康的回答她至今还记忆犹新，“唐崽儿，你放心，我不会有事的，不会出事的。”

石应康没有兑现他对老同学的这个保证。而唐玲丽迄今也不知道，“石头”到底出了什么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