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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计委禁号令:医生、管理者、创业者的感言
  • 2016-03-08 10:05
  • 作者:佚名
  • 来源:新康界

 央视的报道、内部文件的流出,引发业界高度关注北京上海两地的医生加号禁令。为互联网医疗创业者抱不平者有之,对医疗行业市场化进程忧心重重者亦有之;当然,也有评论认为该政策倒逼创业者从医疗外围服务转向更有价值、更有技术含量的领域。

近日,集医生、医疗管理者、互联网医疗创业者于一身的缪晓辉教授(长征医院主任医生,现任瑞慈医疗集团,首席医疗官、诊所连锁事业部总经理和互联网医疗副总经理)在工作室组织的活动中,分享了他对这一事件以及互联网医疗的思考。

本文根据活动讲话整理,经缪晓辉教授审核确认。

黄牛的世界,三十年医龄的医生都不懂

北京市卫计委日前发布文件,要求清理“医务人员通过商业公司预约挂号、加号谋取不正当利益”的行为,所有有此类行为的医务人员,应当自行解除与商业公司的合作,并将个人自查自纠(包括合作商业公司的名称、合作内容、收取费用、解除合作时间等情况)报所在单位备查。

我作为一名医龄超过30年的医生、医院管理者,对此有一些看法,甚至疑惑,特别是对于加号行为的禁止。

所谓加号,就是病人在既定挂号名额用完之后,医生另行增加的号源。因为对特需门诊医生而言,某个时段看多少病人,一般都是事先和医院约定好的。要实现加号,有两种方法,一是缩短每个病人的就诊时间,比如预定10个号,但当天有15个病人,通过缩减预定10人的就诊时间,为现场加号病人腾时间。但这种行为不可取。

实际上,公立医院的专家、医生更多是通过另一种方法——延长工作时间来加号、多看病人,比如上午坐诊时间本来是早上八点到十二点,但往往持续到中午一点甚至两点,下午本来五点下班,但往往看到六点、七点,甚至更晚。

为了加号,很多医生选择了牺牲自己的休息时间。包括我本人在公立医院坐诊时,都有不吃午饭的习惯。

现在我们再来看看公立医院的挂号资源分配。我在长征医院时,自己的号源除了留给与医院合作的各家机构外,还会有3-5个留给现场挂号。而对于一些远道而来的外地病人,如果现场没挂到号,我会让前台在征得我同意后,由我签一张单子,同意加号。当然,在允许加号之前,我会根据预约情况、预前判断决定是否通知前台可以加号、加多少号。

在这个过程中,我从来没有进行过不正当的行为——挂号费300块,一部分归我,这是医院认可的正当收入;期间也没有让病人产生额外费用。这种加号与黄牛不是一回事。

至于禁止手工加号政策能否杜绝黄牛,我觉得是两件事情。以我自己为例,如果我加号,一定不是通过院外我不认识的人或者黄牛,而是通过院内雇用、身着工作服的固定人员来与我沟通。

相较之下,黄牛则是通过院内APP预约、院内排队、互联网挂号公司牟利,甚至有神通广大者通过内部人员获取号源。除此以外还有些加号途径,连我自己都说不清楚。

分配机制有缺陷:专家号被浪费

一刀切取消医生加号,一个医生一天门诊可能减少5、6个病人,这个数字不算小,一定会减少看病人数;但无疑也会加剧看病难的情况,给急于挂专家号的患者带来困难。

而且,现在医院也存在这样的情况:一边是看病难,黄牛不绝;另一边是加号需求最大的专家号、特需门诊,存在一定程度的浪费现象,即病人挂不上号,但实际上号却没有挂满。

某次,一个病人在网上给我留言,说哪天没挂到号,但我自己仔细回想了一下,那天我的挂号名额并没满。那么,问题出在哪里呢?比如,分配到固定号源名额的3家机构,有可能哪家没挂满,但名额却是占用了的,这种情况常有发生。而且,我们要考虑到需要预约挂号、加号的病人,大多是病情较严重的。

这种现象并非个别案例,我到瑞慈医疗工作后,很多专家都提及了类似情况。显然,这个问题应当引起重视,要考虑如何根据实际工作中的状况,推出有的放矢的规定、改革,既更合情合理又有利于解决看病难问题。

另外,挂号为什么要预约?一般医生现场挂号并不难,预约的大多数是专家、高职称、对某些疑难杂症有研究的医生,有必要把这些挂号与普通挂号需求分开管理、区别对待。

北上广三甲教学医院有超过50%的患者是非本地患者,他们远道而来,是刚性需求,而且还有些钱,否则不会轻易选择北上广。这些人通过哪些途径看病——熟人、医生、互联网医疗公司,而后者是一种相当便利的方法。

上海好几家三甲医院自主开发了APP,主要功能就是预约挂号,乍看之下相当好用,但也存在不小的漏洞:这些APP可能好心没有办成好事情。就像过年买火车票、上海拍卖汽车牌照,本身是一个便民措施,但同时也给专门牟利的黄牛以投机便利,导致真正有需求的人却享受不到这份便利。

当然,也有人说,外地人来到大城市以后举目无亲,黄牛解决了病人的这种问题,但是,用黄牛这种不正当方法解决的问题,为什么不用正当的方法来解决呢?

互联网医疗创业:业务过于单一化不可取

对互联网医疗公司而言,加号禁令的影响是非常严重的,特别是那些业务仅限于挂号服务的公司。如此一来,就没活可接了。

互联网医疗的创业者是一个非常聪明、非常有智慧的群体,有些公司甚至已经有一些成熟的模式,给有需要的人带来了极大的便利性。而且,很多公司在创业初期不收费用,尽可能多的增加用户,只为未来公司的规模化发展奠定基础。

而如今,一纸公文就有可能令这些互联网医疗公司关门,所有的资金、精力都付之东流。我知道大家都很难,而我自己也正在从事互联网医疗,只是我更愿意称其为“医疗+互联网”。

从互联网医疗创业本身来看,我觉得业务还是不能过于单一,另外,很多模式也值得商榷。比如健康管理、医疗大数据,做了不少工作,但也有很多是无用功。比如说,突然冒出了一家互联网公司,既没有诊所,也没有医院,你的大数据在哪里啊?没人给你资源,数据先搁一搁;慢病管理也很难管得到;轻问诊也有一些问题,一定不是我们目前的形式,几百号人在线上怎能只通过文字来交流,肯定要加入视频、音频等技术,还有非全科医生、专科医生跨科看病……都是很难满足病人需要的。

我知道此刻大家都备受打击。原以为互联网医疗2014年是风起云涌,2015年是打好基础,2016年会迎来上升期,但现在风云突变。

在此,有一句话要与大家共勉,这句话也被瑞慈医疗CEO称为缪晓辉语录——谁掌握了优质医疗资源,谁就掌握了互联网医疗。如果说互联网医疗只在外围转,很难长久,只有能提供全面、多样化的服务,才能够长大。

多点执业、自由执业是可选出路

真正要起来抗议的,除了公司,还有患者用户群体。

对于一些习惯了互联网的年轻群体,互联网挂号有着不小的需求。如今这个路径出现了问题、偏差,该怎么去解决?今天智慧城市等概念很多,同理类推,我们除了强硬的干预手段之外,还要通过调查研究,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应该要智慧一点,而不是这么粗糙。

其实,我们也不能保证,如果此刻自己站在政府角度,是否会做出更明智的决定。但是,现在经常出现的情况是,某一个政策出台了却得不到大多数人的支持,这值得管理部门深思。对于某些敏感话题,在高层大力提倡万众创新、互联网+的背景下,在作一个重大决策之前,还是要从如何为大多数人谋利益出发,考虑得更周到、更细致一些为好。

如何规范互联网医疗行为,如何将医疗机构和患者等利益相关方更充分、更紧密地结合起来考虑,既不损害参与方的积极性,又能推动互联网医疗的发展,需要创业者的智慧,也需要政府的智慧。

分级诊疗是对的,随着医疗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不把多点执业、自由执业之路开放了,诸如挂号难、看病难、黄牛等问题都很难解决。当然,我还是特别期望优质医疗资源能流动起来。哪怕从试点开始,先把多点执业真正放开,进一步走向自由执业,过去认为难以破解的问题,将得到很大程度的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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