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参加了一个微信医疗群的热点讨论，参加的有十几位天南海北、内外妇儿各科的医学专家。因为互相不太熟悉，本来以为讨论不是圆滑客套就是各说各话，没想到大家角度不同但观点空前一致，都认为改善医疗环境，划清医疗市场和公益才是医改最关键的一跳。

医改话题太大，大家先从近期卫计委和各地医院限制加号和禁止医生跟移动医疗合作说起。

讨论的各位基本是移动医疗重度使用者，对上述情况也知根知底。手工加号多数时候都是医生对适宜患者的主动选择，也能帮到部分有特殊困难的患者，当然也存在一定的滥用和被钻空子。打击号贩子是绝对必要的，但是完全剥夺医生选择权，至于缺少分诊后专家资源的被无效患者变相浪费，也是决策时需要兼顾的问题。不过专家们都认可卫计委说的门诊时间严禁涨价式加号，大家都清楚自己是公家人的角色，不能借公立医院的资源给谋私利算是一大共识。

说到一刀切地限制跟移动医疗合作，专家显然一致反对。几个老专家都深情回忆互联网平台怎么帮自己做分诊、随访，怎么帮自己打开知名度，增加患者量。互联网已经成为患者咨询和信息获得的主阵地，正规医院和专家的撤离只会给骗子可乘之机。大家也不认为真能断了移动医疗的合作，号贩子就能彻底消失，只要对专家号的需求大于专家号的供给。在全面的分级诊疗建立前，互联网平台几乎是分诊和转诊的最有效途径，可以做到医疗资源精准高效配置。政府和医院需要的是制定规则并打击违规，而不是把门彻底关上。虽然官员澄清医生在非门诊单元可以加号，非牟利加号可以允许，但具体操作细节的缺乏还是让医生们担心。

北京安贞医院的刘迎龙教授是全国政协常委，此次更是提交了一份关于用互联网平台来推进分级诊疗的提案，彻底解决挂号难的问题。他提案的核心就是“以时间优先”为原则的现有挂号体制不科学，基层医疗力量薄弱，存在小病大看的医疗资源浪费。因此有必要将50%以上的专家号留给网上的绿色通道，社会平台在技术和管理上的高效可以承担分诊和号源分配，而不是都纳入政府平台低效运作。只要不利用社会资源谋私利，就应该鼓励政府向社会平台购买分诊转诊服务，释放医生积极性去提供更多服务，并且给医生公共服务意外的劳动给予市场价值的认可。在政策强势整顿时老专家还能大胆建言，无论他方案是否完美，都是一片赤子之心！

作为移动医疗研究者，我也从卫计委研究员的发言中感受到了全新的视角：移动医疗在分诊随访和慢病管理中的价值毋庸置疑，移动医疗不增加医疗资源供给但可以优化其配置。政府的服务购买对中国移动医疗发展至关重要，然而政府更需要证据来判断移动医疗的价值，尤其是在提升医疗的可及性和公平性上。移动医疗需要证明自己的医学价值和社会价值，尤其是体现对弱势群体的价值。

下一个一致认可的话题就是解决优质医疗资源稀缺的办法不是加强管制，而是增加供给和减少盲目需求。说过多年的分级诊疗、基层医疗建设仍旧被反复提及，通过明确小病和大病的界定和宣传让患者不再盲目去大医院，通过大小医院会诊转诊来实现分流，通过落实多点执业来增加医疗服务供给都在专家中达成共识。

临床专家意见出奇一致是不是提示解决办法已经找到？那为什么医改的道路还如履薄冰战战兢兢？为什么有些改革看上去像是倒退？

我没有答案，但明显感受到270万医生的声音在医改中没有相应的地位。医疗管理者人数虽少但握有绝对话语权，患者虽然自称弱势群体，但人数浩瀚有时候也能震动当政者，比如那个怒斥号贩子的白衣女。但作为医疗生态中最重要的一环，医生过于被局限在体制中，繁重的工作和强势的管理让不少医生的表达能力退化，变成不想说或不会说。只要风吹草动，社会总是给医生带上白衣天使的高帽子后被要求为社会做出牺牲。就算体制给与的待遇和地位并不差，但医生的巨大潜力仍然在默默地被消耗。

进入深水区后的医改脚步在放慢，政策紧逼下的移动医疗处境不易，但群友们的结束语仍然透着积极和乐观：

——“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

——“李总理说健康是幸福之基，通过互联网让这个梦想更近”

——“条条大路通罗马，对的事情做下去就是”

——“互联网+助力医改，实现人人公平享有”

——“医生才是医改的原动力，医生需要发声”

——“倡导医疗市场化提供多样化的医疗服务”

——“把市场的还给市场”

——“回归服务本质，路虽艰难，摸索前行，终见光明！”昨天参加了一个微信医疗群的热点讨论，参加的有十几位天南海北、内外妇儿各科的医学专家。因为互相不太熟悉，本来以为讨论不是圆滑客套就是各说各话，没想到大家角度不同但观点空前一致，都认为改善医疗环境，划清医疗市场和公益才是医改最关键的一跳。

医改话题太大，大家先从近期卫计委和各地医院限制加号和禁止医生跟移动医疗合作说起。

讨论的各位基本是移动医疗重度使用者，对上述情况也知根知底。手工加号多数时候都是医生对适宜患者的主动选择，也能帮到部分有特殊困难的患者，当然也存在一定的滥用和被钻空子。打击号贩子是绝对必要的，但是完全剥夺医生选择权，至于缺少分诊后专家资源的被无效患者变相浪费，也是决策时需要兼顾的问题。不过专家们都认可卫计委说的门诊时间严禁涨价式加号，大家都清楚自己是公家人的角色，不能借公立医院的资源给谋私利算是一大共识。

说到一刀切地限制跟移动医疗合作，专家显然一致反对。几个老专家都深情回忆互联网平台怎么帮自己做分诊、随访，怎么帮自己打开知名度，增加患者量。互联网已经成为患者咨询和信息获得的主阵地，正规医院和专家的撤离只会给骗子可乘之机。大家也不认为真能断了移动医疗的合作，号贩子就能彻底消失，只要对专家号的需求大于专家号的供给。在全面的分级诊疗建立前，互联网平台几乎是分诊和转诊的最有效途径，可以做到医疗资源精准高效配置。政府和医院需要的是制定规则并打击违规，而不是把门彻底关上。虽然官员澄清医生在非门诊单元可以加号，非牟利加号可以允许，但具体操作细节的缺乏还是让医生们担心。

北京安贞医院的刘迎龙教授是全国政协常委，此次更是提交了一份关于用互联网平台来推进分级诊疗的提案，彻底解决挂号难的问题。他提案的核心就是“以时间优先”为原则的现有挂号体制不科学，基层医疗力量薄弱，存在小病大看的医疗资源浪费。因此有必要将50%以上的专家号留给网上的绿色通道，社会平台在技术和管理上的高效可以承担分诊和号源分配，而不是都纳入政府平台低效运作。只要不利用社会资源谋私利，就应该鼓励政府向社会平台购买分诊转诊服务，释放医生积极性去提供更多服务，并且给医生公共服务意外的劳动给予市场价值的认可。在政策强势整顿时老专家还能大胆建言，无论他方案是否完美，都是一片赤子之心！

作为移动医疗研究者，我也从卫计委研究员的发言中感受到了全新的视角：移动医疗在分诊随访和慢病管理中的价值毋庸置疑，移动医疗不增加医疗资源供给但可以优化其配置。政府的服务购买对中国移动医疗发展至关重要，然而政府更需要证据来判断移动医疗的价值，尤其是在提升医疗的可及性和公平性上。移动医疗需要证明自己的医学价值和社会价值，尤其是体现对弱势群体的价值。

下一个一致认可的话题就是解决优质医疗资源稀缺的办法不是加强管制，而是增加供给和减少盲目需求。说过多年的分级诊疗、基层医疗建设仍旧被反复提及，通过明确小病和大病的界定和宣传让患者不再盲目去大医院，通过大小医院会诊转诊来实现分流，通过落实多点执业来增加医疗服务供给都在专家中达成共识。

临床专家意见出奇一致是不是提示解决办法已经找到？那为什么医改的道路还如履薄冰战战兢兢？为什么有些改革看上去像是倒退？

我没有答案，但明显感受到270万医生的声音在医改中没有相应的地位。医疗管理者人数虽少但握有绝对话语权，患者虽然自称弱势群体，但人数浩瀚有时候也能震动当政者，比如那个怒斥号贩子的白衣女。但作为医疗生态中最重要的一环，医生过于被局限在体制中，繁重的工作和强势的管理让不少医生的表达能力退化，变成不想说或不会说。只要风吹草动，社会总是给医生带上白衣天使的高帽子后被要求为社会做出牺牲。就算体制给与的待遇和地位并不差，但医生的巨大潜力仍然在默默地被消耗。

进入深水区后的医改脚步在放慢，政策紧逼下的移动医疗处境不易，但群友们的结束语仍然透着积极和乐观：

——“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

——“李总理说健康是幸福之基，通过互联网让这个梦想更近”

——“条条大路通罗马，对的事情做下去就是”

——“互联网+助力医改，实现人人公平享有”

——“医生才是医改的原动力，医生需要发声”

——“倡导医疗市场化提供多样化的医疗服务”

——“把市场的还给市场”

——“回归服务本质，路虽艰难，摸索前行，终见光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