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说中国老百姓目前最关注的话题是什么，除住房、教育和养老之外，恐怕就是“看病难”，一旦生病，巨额的医疗费用、紧缺的医疗资源让人进退两难。1月24日，云南省政协委员为“看病难”开出四“良方”，从民营医疗机构发展、构建分级诊疗体系、合理布局儿科医院以及构建全省医疗健康大数据体系入手，剖析看病难现状，寻找策略及解决方法。

其中，委员刘卫红提出的构建全省医疗健康大数据体系尤显前瞻性，它可以使患者节省诊病时间和成本，利于各医院之间病患信息互通，实现全省优质医疗资源使用效率最大化。

加大对民营医疗机构的政策偏向力度

“开方”人：阎俊华委员

目前民营医疗机构与公立医院之间的竟争，有利于缓解“看病难、看病贵”问题，形成了公立医院与非公立医院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良好格局。但发展受到了一些阻碍。

在美国、德国以及一些欧洲发达国家，私立医院在整个医院体系中占据着诊断量和服务量的绝大部分，私立医院就医条件往往更好，技术水平也更高。针对私立医疗机构的管理，政府也一般采取高度自治的方式。为鼓励私有资金投入医院建设，一些国家规定私立医院可根据实际情况享受免税或缴纳低额税费的待遇。

阎俊华建议，打开民营医疗机构发展出路，加大对民营医疗机构的政策偏向力度，扶持一批技术条件好，服务水平高的民营医疗机构，提升社会对民营医疗机构的认可度。允许公立医院的医生，尤其是有一定社会知名度的专家、专科医生到私立医院兼职，提升民营医疗机构的医疗水平。并根据不同情况调整新农合平均住院费用控制标准，

针对口碑好、社会评价较高、影响力较大的民营医疗机构，根据不同的实际情况，实事求是确定报销比例，不要在控制平均住院费用上搞一刀切。

合理布局儿科医疗资源

“开方”人：吴建国委员

目前我国各级医疗单位的儿科医疗供给严重不匹配，儿童就医难问题十分突出。儿童医疗资源总量不足，基础设施条件差;儿童医疗资源分布不均衡，优质资源过于集中;儿科医务人员严重短缺;儿童医疗服务需求增长迅速。

据专家介绍，中国总人口有13亿多，儿童约占五分之一，而儿童专科医院仅有68家，占全国医疗机构的0.42%，儿科床位25.8万张，占全国医院床位数的6.4%，儿童医疗资源严重短缺。

优质资源稀缺且主要集中在少数专科医院和大医院儿科，相当一部分省会城市和地级市没有独立设置的儿童医院，综合医院中只有一半左右设有儿科，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儿科力量薄弱，专业技术人员数量少、水平相对较低。

我国每千名儿童仅有0.45名儿科医师，据专家分析，要较好地满足全国儿童医疗保健需求还需要约20万名儿科医生。

儿科门急诊人次从2009年的3亿人次增长到2012年的4亿人次，增长了33%，但15年来，全国的儿科医生仅増加了5000名。全面二胎政策的放开，新増的出生人口将大幅增长，需求与供给矛盾将进一步加剧。

现在儿童看病难尤为突出，特别是在季节更替的时候，患儿更多，往往一床难求。以云南省为例，目前全省仅昆明市、玉溪市有儿科专科医院，1000多个床位远远满足不了就医需求。特别是全省各个市儿童患儿都集聚在昆明市儿童医院，造成儿童医疗资源高度紧张。

吴建国建议，加大儿科医院建设力度。云南省要在争取国家财政资金支持的同时，省本级财政要加大对儿童医疗健康事业投入。落实在二级及以上综合医院和所有妇幼保健院必须设置儿科，建设省级和市级儿童医疗中心，合理增加儿童医院数量。可采用PPP项目模式，以政府财政资金联合社会资本共建共管共享，筹建省级儿童医疗中心或省级儿童医院，在全省范围内划分滇东北、滇南、滇西建设区域性儿童医疗中心。

加大儿科医护人员培养。儿童用药量少、辅助检查少、收费项目少，儿科医疗收入明显低于其他科室。由于没有合理的政策调节机制，使儿科医师陷入执业风险高、压力大、待遇低，没有吸引力的尴尬境地，挫伤儿科工作人员积极性，造成综合医院儿科不断萎缩，儿科人才流失，使儿童看病难的问题更加突出。所以，要采取措施，解决儿科医生的激励机制和待遇问题。

卫生部门应加大对儿科人才培养力度，加强儿科医师队伍建设，提高基层儿童医务人员的专业水平，加强孕产妇和儿童危急重症救治能力和基层儿童保健和常见病防治能力。教育部门应在医学院校中恢复儿科系，采用定向委培等方式，加强儿科教育队伍建设，增加儿科教学课程，推动儿科的科学研究。

云南应建立分级诊疗体系

“开方”人：民建云南省委

分级诊疗制度就是按照疾病的轻、重、缓、急及治疗的难易程度进行分级，不同级别的医疗机构承担不同疾病的治疗，实现基层首诊和双向转诊。简而言之，“小病进社区，大病进医院。”

截止2014年末，全省共有医疗卫生机构24285个，医院1060个;医疗卫生机构拥有床位数22.49万张，卫生技术人员20.89万人，其中医生7.54万人。疾病预防控制机构150个，卫生技术人员6624人

专科防治机构29个，卫生技术人员614人妇幼保健院(所、站)145个，卫生技术人员6812人。乡镇卫生院1376个，床位43526张，卫生技术人员28226人。全省1060个医院中，有三级乙等以上医院23个(2015年3月云南省卫生计生委数据)、二级医院256个。

据上海医谷网2014年对我省700家医院的抽样调查数据显示，拥有500个床位以上的医院仅占5%，有59.14%的医院床位数在100个以下;门诊日接诊量2000人以上的医院占0.86%、1000-2000人的占I.29%，有82.43%的医院日接诊量在300人以下。

通过以上数据不难看出，一方面云南省较大医院比例较低，医疗资源整体而言略显匮乏;另一方面医疗资源的利用率极不均衡，多数医院就诊人数少，少数“大医院”却人满为患，反映出云南省医疗卫生机构整体水平较低。

为此，建议患者分流实现基层首诊，要坚持群众自愿、政策引导的原则，鼓励并逐步规范常见病、多发病患者首先到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就诊。建议尽快出台云南省分级诊疗指导意见，包括医疗资源配置、分级诊疗体系建设、措施保障、考核评价等内容，形成政府主导，卫生计生、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财政、发改、物价等部门联动的格局，共同推进分级诊疗。

在具体实施上，首先可以从改革医保报销制度入手，在政策上向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倾斜。比如规定常见病、多发病患者在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就诊可报销80-90%，到大医院就诊只能报销10-20%，以此引导小病进社区。

在此基础上，逐步构建基层首诊、双向转诊、急慢分治、上下联动的病患诊疗新格局，通过医疗服务价格调整与医保报销配套相合，使不同级别医院的服务价格与医保报销等明显拉开差距，从根本上促进患者分流。

此外，要建立全科医生激励机制，在绩效工资分配、岗位设置、教育培训等方面适当倾斜。同时加强基层康复治疗师、护理人员等专业人员培养和待遇等，使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留得住人，形成稳定的基层医护队伍。鼓励城市二级以上医院医师到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多点执业，或者定期出诊、巡诊，提高基层服务能力，大力推进社会办医，简化个体行医准入审批程序，鼓励符合条件的医师开办个体诊所，就地就近为基层群众服务。

还应整合二级以上医院现有的检查检验等资源，向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开放，逐步实现区域资源共享。加快推进医疗卫生信息化建设，建立区域性医疗卫生信息平台，实现不同级别、不同类别医疗机构之间的信息共享，确保转诊信息畅通。要建立健全双向转诊机制，一方面上级医院对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转诊患者提供优先接诊、优先检查、优先住院等服务。另一方面可由上级医院出具药物治疗方案，由下级医院或者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实施具体治疗，从而实现各级医疗机构之间的顺畅转诊，消除患者对可能在基层医疗机构延误治疗的担忧。

构建全省医疗健康大数据

“开方”人：刘卫红委员

相关研究数据显示，中国目前医疗资源主要集中在中心城市的大医院，医患压力极大，医疗机构之间医学信息流通效率低、流通成本高。逐步构建全省服务于全民医疗健康的大数据平台，建设更加公平的全民医疗健康体系，通过医疗健康大数据与医疗信息化、远程及移动医疗技术的结合，将为实现全省优质医疗资源使用效率最大化提供保障，并将推动移动医疗、智慧医疗等产业创新发展。

医疗健康大数据体系的构成和来源包括通过网络获取到的与医院、医生、疾病、症状、医药等相关的信息，以及通过整合线下资源获得的各种相关资料等。目前，昆明市的各三甲医院，均已在院内实施了一定程度的电子化应用与管理，云南省远程医疗产业也有相关企业支撑。

另一方面，大数据产业作为新兴产业，我省应以医疗健康大数据建设为切入点，早谋划、早布局、早建设，力争与国家重点引导的大数据行动战略同步发展。

为此建议，研究制定云南省3～5年时段医疗健康大数据产业发展规划或实施方案，明确云南发展医疗健康大数据产业的发展路线、发展重点和实施步骤。

积极追踪国家开展的健康医疗信息数据应用立法研究动态，探索建立适宜云南医疗健康大数据产业发展的政策法规，包括共享信息安全、公民信息隐私安全、数据信息共建法规准则、数据信息管理法规等等，保障医疗健康大数据产业的合法、安全、可持续发展。

协调建立开放机制、共建共享机制和数据标准。相关政府部门应出台政策保障制度，逐步推动医疗机构和研究单位等不同数据主体之间实现医疗健康信息资源的共建共享同时，依托相关优质医疗资源力量，不断建立完善医疗健康数据标准，以保障医疗健康数据来源的准确性、可靠性。

协调建设统一的省级医疗健康数据公共平台和交流中心。逐步实现全社会电子健康档案和电子病历两大基本数据库功能，覆盖全省人口并具备动态更新功能。

刘卫红还建议，相关部门持续支持对医院信息系统(包括医学影像存档与通讯系统、临床信息系统、实验室信息系统、电子病历系统等)、临床决策支持系统、远程医疗及远程病人监控系统、电子档案分析与公共健康管理、疾病模式分析与个性化医疗等医疗健康大数据服务和功能开展前期研究和跟踪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