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在前面的话

前几日偶见一文《医生为什么不愿意跟你玩移动医疗?》，文中讲述主人公昊林创业移动医疗公司，历经之磨难，推动移动医疗之决心。虽然笔者注名文中人物纯属虚拟，如有雷同，纯属有缘，但我相信一定是某种逻辑需要我发声，一方面述之我观点，一方面还我之清白，呵呵。

昊林，军人之直，行事之稳，逻辑之严，创新之锐。有幸亲近医疗行业十余年，把全部智慧和领悟倾于其中，仅把自己之拙见表述出来。

第一次见颠覆——一本书搅动医疗行业

两三年前，大家都热衷于谈论埃里克·托普的《颠覆医疗》一书，郑杰先生为其在中国译本上出了推荐序，序中写到“医疗”与其他任何行业的一个重要区别在于，它研究的对象是“人”本身!现代医学越来越依赖于具体数据的采集和判断。互联网运动的本质是“开放”和“分享”。如今，各个行业都因为互联网，获得了“颠覆性”的发展。而医疗领域的改变是最慢也是最艰难的。

这里有体制、固有观念、医学知识的复杂性等多种因素的作用。但我个人一直坚信，随着医疗信息技术(HIT)不断演进，以及网络医疗服务行业的不断创新，开放、开源与分享的精神，终将推动医疗往深层次变革，其最终的价值在于让人人获得更大的主动权。

个人观点，医学知识是基于现有认知的经验科学。客观上医生间存在掌握知识能力的差异，非医疗人员无法也无必要去深入了解，如何解读信息变得非常重要。

我曾代表石化盈科参加清华举办的一个“绿色医疗”论坛，中国医疗界的泰斗级人物董宝玮老先生的发言，我一直记忆犹新，董老做为医疗行业的专家、国家领导的保健医生，却敢于问自己“我做错了什么”，老先生回忆文革期间其老师接受中央革委会的命令，放下协和厕所的扫把，重新拿起手术刀救治当时内蒙革委会主任，手术过程如同鬼斧神工，肿瘤组织一片片被剥离出来，可以清晰的想象和还原当时的救治场景，及董老本人救治国家前政治局常委和救治国家著名播音员罗京等医疗过程，无论手术和治疗方案无不用其极，结果不说大家也知道。

董老对一批同期的肺癌患者进行了长期的跟踪调查，进行放化疗手术的病人，好象排演的脚本一样按期的走到了生命尽头，而病人在治疗期间只是一个病人，机体的破坏使得患者只能长期的待在医院，而另一批没有接受放化疗的患者并没有同样的命运，也许死亡是不可避免的，但其在最后的时间里保留了做人的尊严。董老提出适度医疗的概念!同样埃里克·托普对万络药副作用的质疑，医学是随着众多科学而不断进化的，而进化的过程可能是改良，可能是否定。

医生的培养过程又同样慢长的，拿最低的起点来说，医学院本科5年，就可以当医生了吗?答案是肯定的不能，还需经过大量的临床实践，同一医学院毕业的学生也会因不同的医疗环境可能走到不同的高度。想成为专家更是要教学、科研、临床手手都要硬，一直要学到老。医学知识羞涩难懂。对于患者来说完全无法了解相关知识，更谈不上掌握。

《颠覆医疗》一书中更多提出了现代知识对传统医疗行业的颠覆和知识传递过程对医生和患者的影响。我因在凯歌的缘故，了解到公司在美国哈佛医学院临床知识库的项目，主要是把医疗过程有效的记录下来，为以后的医疗行业提供提醒和帮助，但一定不是决断性的东西(这点国内有些公司和产品有关的阐述不敢苟同)。

个人认为，做为医疗服务的主体和受体，医生更关注连续性的病历信息，居民更关注连续性的健康信息。

因中国医疗体制和医疗人力的原因，中国不可能象西方发达国家拥有个体的私人医生(家庭医生)，但借助互联网和IT手段，改变仅就片断化的检验、检查结果做诊断的医疗现状，同时解决居民对医疗知识的解读，改变居民自主分诊的这种不科学现实。

埃里克·托普肯定了技术进步和IT互联网在医疗行为中的价值，因此颠覆医疗的概念倍受推崇，没有受到传统和道德的挑战。

第二次见颠覆——马云之互联网医疗

“如果我们做对的话，30年以后应该是医生找不到工作，医院、药厂越来越少”。

马云的颠覆医疗着实让医疗行业与互联网行业发生了激烈的碰撞和对话，让医生没有工作，让医院减少，医疗的本质性行为如何完成?质疑声不断!

我们先看看马先生布局医疗的轨迹，10多亿收购中信21世纪，这个港交所上市的公司掌握着一个奇特的资源，药品监管码，这个码的特殊性使得用药跟踪的效力有了巨大的想象空间，不仅仅是生产、物流、交易，甚至可以跟踪用药评价。如果能够插上互联网的翅膀，那么，太过美好了，等等，好象哪不对，医疗行业重点是用药吗?为什么西方发达国家药品与医院分开?等等问题横亘在大家面前。

我个人特别希望马云能够利用其电子商务的优势挑战医疗行业的药品销售途径，而不是挑战医疗本质行为。诊疗是通过医生来完成的，医生又必须在一个装备完整、配套完整一个医疗机构里去进行。

中国处方药品之痛困扰着患者，同样也困扰着政府、医院、医生，当初为了解决医院生存的问题，政府打开了处方药的潘多拉魔盒，各种奇怪和丑陋的现象不断上演，集中采购、限制药价等等措施，在这个怪物面前都变得无力了，好用便宜的药见不到了，变换着不同身份的高价药品层出不穷，药品注册、价格监管完全失控，落马的竟然是最顶层。因此原因，我特别希望马云先生成功，把处方药的流转拿出医院，还医生清白，让医生通过医事服务获得价值的肯定。但我仍然提醒和告诫了阿里健康的朋友，两大拦路虎，一个是医院是否会提供处方给阿里执行(原因利益)，另一个是医保是否能够配合支付(原因利益)，阿里后面的实践也恰恰证明了这两个问题的存在。

如果阿里一不小心实现了处方药在医院体系外流通，那对医疗会是一个颠覆性的变革，我希望他们成功，因为结果对患者有利(价格真正的还于市场)，对医生有利(体现医生的医事价值)，对医院有利(院长不再为药品回扣管与不管之间纠结，能够专著于医疗质量，而不是医疗收入)，对HIT从业者有利(我们医院的系统在药品上、收费上花了太多的心血，在医疗本质上前进甚微，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总不得不做大HIS)。

至于说马云先生那句大话，我不认可，医疗行为的严肃性不等于淘宝上的买卖。有些是我们要颠覆的东西，而有些是我们必须要尊重的东西。

第三次见颠覆——腾讯之互联网医疗

2015个厦门CHIMA大会还是与往界有些不同，一个是多了很多互联网概念的企业，二是HIT企业的估值成几何倍数攀升，三是HIT从业人员的新面孔多了。传统HIT企业仍然对互联网企业存在芥蒂，互联网企业也不再只提线上，开始走到线下医疗服务，用我向朋友说的一句话概括，互相都向对方迈进了一步。几乎同一时间，朋友圈竟相转发了腾讯穆亦飞先生“互联网无法颠覆医疗!”的论述。

穆亦飞认为，医生、医院、患者、药品公司这四个角色中，任何一组都可能成为互联网创业的切入口，比如病人与病人之间的关系，医生和医生的之间的交互。实际上穆先生并没有大量说明有关标题的论述，而是阐述了腾讯的对医疗行业的投资理念和投资价值。互联网医疗是服务而不是简单商品，不能脱离线下和专业人群。所以我们一直认为医生是不会失业的，我们认为医生永远是医疗服务的核心。数据是服务的核心。

首先关于角色，我个人认为应该是医生和患者，医院是他们之间行为的载体，药品只能是衍生品，当然还包括医疗装备，医疗信息化，而医疗保险我更愿意归为另一特殊性衍生品。

我和朋友讨论医疗大行业，医疗是一个朝阳产业，做为投资排序，1医院，2服务，3药品、设备，4,保险，5信息化。医生提供服务，患者为医疗行为付费，利益转化给以上各方。

一医院

2009年做为中国新医改的元年，国家政策有关医院准入放开，鼓励其他形式的资本进入医疗行业，开办医院，王桂雁老师和我讨论这个问题，问我怎么看，我说不看好，但有利。不看好是因为中国80-90%还是公有医院，医生的培养体制也决定了医生的流动性较差，公众更多的对私营医院的印象是早期甫田系，而莆田系后来不断转型也并没有取得这些集团希望的认可，(我曾经错把凤凰集团当做莆田系，凤凰集团的陈总专门为此做了解释，还好我们是朋友，误会可消取，但整个社会对民营企业的认识改变却非易事)，当然越来越多的社会资本已经在认认真真的做医院，后来华润的折戟沉沙也还是证明了这个方面并不那么容易推动。

有利于医生的流动，这是最先被撬动的和可能被撬动的，随着上海国际医疗产业园、北京通州医疗产业园引进了更多高端大气上档次的资本及医疗集团的投入，医生的问题突显出了，钢筋水泥的建筑可以建设，设备可以买入，医疗行为的从业者只能从现有医院里去挖，一方挖，另一方就是堵。

北京某大医院的院长曾有过这样的描述，挖一两个医生医院不怕，但整建制的挖优秀学科对医院的伤害太大了，于是有了北京政府与通州医疗产业园投资者的对话，放开医生多点执业成了很刚性的需求。2014年至2015年越来越多的关于多点执业、甚至自由执业的文件，可操作性越来越强。

二服务

医生的服务有价值，特别是大型医疗机构的医生服务，“黄牛”就是专门赖此谋生的，如何提升医生的品牌价值还需要时日，现在更多认可的是医院价值。

很多互联网公司都把医院的导诊和挂号做为自己的义务定位，解决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但我更认为仅仅是为了抢占金字塔顶端资源，只是改善就医体验，并不能解决上述问题，我们讲就医的三长一短，是指排队时间长、交费时间长、检查时间长，问诊时间短，我们把三长都解决了，能够提高医疗质量吗?答案是不能，诊桌仍然是就诊的瓶颈，如果提高医疗质量，不是增加就诊服务人数，而是要减少，一个标准的问诊时间要在15分钟到20分钟。

北京某大医院的院长在一次论坛中提到医院的门诊情况，30%是头痛脑热类的病(社区都可能解决)，30%是复诊的，40%才是确实需要这家大医院服务的。如果仅仅服务于这40%，医院的服务质量可以提升很高，同样服务人数减少了60%，三长矛盾也不会突出。因此大医院更希望解决的是分流问题。

互联网企业希望抓住病人入口，这是个矛盾，首先互联网需要流量，那么金字塔顶端能否有流量效应?到大医院就医又是否是频发性需求?春雨医生又是另一类典型，最初只做C2C，医生到患者，结果发现医生的层级不高，患者与医生的互动不能转化到第三方为其买单，因为你的业务是咨询，没有可执行的法定效力，不是处方，药店不敢买账，现在春雨提出O2O，计划在全国主要城市先开25家春雨门诊，其目的无外乎有二，一是提高春雨医生的品牌价值，让患者认可，推动更多的线上服务，二是把咨询变成医疗行为，好转卖给第三方。

三药品、设备

对于这两块成就了很多上市公司和企业，未来仍然会有无限的机会和生命，但方式肯定会有巨大的变化，厂商整合资源不断谋变，原来的物流商、渠道商面对趋势必须转型，否则很难长久生存，会突然被新的模式所打败。这个时间节点的不确定性还很大。哪些医疗机构是国家必须保留的?国家保留的是强势的、还是基础的?药品流通是否不再进入医院?等等。

四保险

保险是非常特殊衍生品，是医疗行业相当重要补充，没他不行。中国农村医疗行业的迅猛发展，与新农合有非常直接关系，突然之间医院的门诊人数和住院人数增加，县级医院的管理者一时无法适应，有了钱，盖大楼、购设备，说明两点，一是保险对医疗行业的发展重要性，二是患者就医还是更多的依赖于保险支付。

记不清是前年还是去年了，北京市卫计委的官员提到医保节余的问题，希望提高医保报销比例，但也希望加大个人医保缴费，医院需要更多的钱提高医生的劳动价值，但提高个人医保缴费当前肯定不合适?如果我们把现在的医保定为基础，那么商业保险补充作用应该非常重要。

我努力让保险行业的同学提供给我现行的医疗方面商业保险产品，明显感觉到这方面的不足，原因在哪?我前几年和人保负责试点的朋友曾经交流过，一是信息不对称，投保人的信息都是片段化的，无法评估保费支出的风险，二是专业不对等，商业保险公司无法评判医院的医疗行为是有效，还是过度?

后来与美国安泰保险的亚太区程总沟通也求证了这方面问题。医疗体制变革实际是全球性的问题，美国也一样，奥巴马的医改也同样不好推进，美国政府提供的医疗是保障低收入者，服务效率不高，私有医疗集团同样也有公益性和非公益性的，非公益性的服务效率好，美国政府要求企业必须为员工交纳商业医疗保险，以保证减少个人付费风险。保险买单是各种商业行为最终的动力，这个命题专业性太强非我能够深入讨论的。

五信息化

为什么信息化放在比较靠后的位置，首先这个行业被低估了，第二这个行业对医疗本质性行为的影响力还不够，第三很多公司在谈有数据时，我感到很诧异，我们仅仅提供了一个运行的系统，系统产生的数据并不是系统提供者所有，我真的不清楚大家如何定义数据的。行业自己定义商业模式成立吗?

北京有一家上市的大数据公司曾和我交流医疗行业的数据，我提到需要关注两点，一是数据在哪里?二是能否为我所用?

数据在哪里?这点行业里都有感触，各自独立、拒绝交换，形成各种各样的烟囱，这也是为什么郑杰先生提出数据共享的原因吧，现在定义的集成平台能否解决这方面的问题，我持保留关观点，现在集成平台更多的被定义成三个维度，数据集成、业务(流程)集成、界面集成，我认为是否应该更关心是否解决了异源异构的问题，咨询我的朋友我还是希望他们弄清楚自己真实的需求，千万不要为项目而项目!

能否为我所用?则更加复杂，这涉及到数据的合法性，严格来说数据的第一所有人是患者本人，与患者进行医疗服务的医生构成了患者的授权才能够访问和使用，如果我们医学工作者用于科研还有所理解，各个HIT公司仅谈数据的商业价值，我建议慎之又慎!

第四次，颠覆之我见

个人认为，今明两年医疗行业最大的投资热点很可能是医生集团和远程医疗。

医生集团，医疗行业的执行还是靠医生的行为能力，而患者在过程中永远是被动的参与者，就算患者有了自己的翻译器(这个翻译器仍然是医生)。也有朋友提出不同的观点，在中国专业医生要从事教学、科研和临床的，医生集团并不会形成规模，但在现实利益和资本的推动下，医生集团可能会迅速成长起来。

我对此有些担忧，如果越来越多的医生走出体制参与利益分配中，最大的受害者一定是为此买单的患者。可以肯定的说所有的医护工作者都希望自身的价值通过正向的劳动获得，经济利益和社会利益都得到肯定。如果说医联体还是既得利益者推动，形成庞大不可撼动的巨无霸，医生集团却会是自发的力量形成新的产业垄断，我倒希望能够形成相对松散的行业组织，争取和维护医生的合法利益。美国医生的收入标准定义主体是行业协会对你医疗能力的认可，而所谓医院的奖金部分只占10%-20%部分。

在当前医疗体制下如何提高医生价值，又能保证公民及时得到有效的医疗帮助?这也是我一直坚持远程医疗服务的原因。

谈远程之前先谈分诊，记得小时候分诊是很原始的操作方式，去诊所看病，如查确实需要，诊所会开介绍信到上级医院，上级医院接手治疗，如果还有问题，也会请更高级的医院的医生来一起会诊。虽然原始，但很有效。现在分诊已经不需要介绍信了，当然也没了流程，完全是患者自己分诊，到哪个医院、哪个科室，自己决定。整个医疗资源是忙得忙死，闲得闲死。美国是靠家庭医生来分流，靠保险来约束。你可以跨跃流程但保险不支持。

我们回到以前好不好，不好，一刀切会影响其他矛盾，例如会不会影响疾病的就治。因此分诊必须配合上服务能力的下沉，而远程医疗恰好是解决这方面行之有效的方式。

现在远程医疗的基础技术已经不是问题，检验检查数字化，通讯网络突飞猛进，云存储、云计算成熟，远程医生得到的和本地医生得到的是同样的数据。我利用西藏行期间了解了国家投入比较多、建设比较早的贵州、云南等省的远程情况，发现根本没有想象那么好，为什么?很多都是被当地项目化了，国家投入资金几个亿，运营维护的资金却几乎是零，同步视频系统投入非常大，好几家以前做视频会议系统的公司，在医疗远程上大把掘金。远程医疗更主要是运营服务，现在很多互联网公司开始介入远程医疗服务，并且一些朋友也得到了投资，但模式还是走着以前走不通的道路，我一向认为不可能因我其他人不够聪明做不到，而一定是模式有问题。很多朋友和我讨论远程医疗，提到相关方的利益分配，我很肯定的说，当你想到利益分配时，你就已经错了。医疗两个“公”字是我们所有从业人员应该想到了或遵守的命题，一个是公益性，这是医疗的大格局，一个是公有制，这是中国医疗体制的特殊性。如何把业务真正和互联网加起来，大家更没能想清楚。

我4月底从西藏回来后陷入深深的思考，我突然想到了我要颠覆的是什么，我曾努力去游说一些行业者参与其中，现实告诉我不是所有人都愿意承担风险。我必须象今年西藏行一样，把目标定了就一无返故的走出去。之后再和朋友们去分享期间的快乐和心酸。

好在今年人生两件大事都已取得成功(西藏行和女儿高考)，我可以全心身的投入到新的目标中去。我希望我和团队能够对医生、对患者，对医疗行业的相关方做出有益的事。同时我也希望大家记住昊林——远程医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