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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友好医院远程医疗经验分享
  • 2015-06-03 10:08
  • 作者:佚名
  • 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广州)

无论是在改善医疗服务格局上,还是在开拓市场的商业潜力上,远程医疗都展示出了非常好的前景。但受制于诸多因素,很长时间里,这些前景都仅仅是前景。

但在近两年,国家在打破制度障碍、推动远程医疗方面表现出了相当的决心,这包括一系列专项政策的出台,以及多个投入真金白银试点的展开。

在这其中,中日友好医院(以下称“中日医院”)是较早开展远程医疗探索的大型三甲医院,在远程医疗平台建设及医学运行方面有长期的实践。2012年,原国家卫生部将远程医疗管理与培训中心设在中日医院。

在长期的实践中,中日医院在远程医疗中有哪些可供借鉴和参考的经验?

在近期某论坛上,中日医院信息中心副主任兼国家卫计委远程医疗管理培训中心办公室主任卢清君做了详细介绍。卢清君认为,建立一个共赢平等的契约机制,对远程医疗的发展尤为重要。

1.远程医疗诊断需要技术标准和医学规范的支撑

中日医院是国家卫计委的直属医院,在开展远程医疗方面已经有着17年的经历。1998年,中日医院开始远程医疗,两年后成立远程医学中心。在国家卫生计生委的支持下,中日医院在远程医疗的探索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2012年10月,经原卫生部批准,在中日医院设立“卫生部远程医疗管理培训中心”,即现在的国家卫生计生委远程医疗管理培训中心(以下称“管理培训中心”)。

管理培训中心主要负责收集分析国内外有关远程医疗的信息,研究提出我国远程医疗体系建设发展的意见和建议;协助国家卫生计生委组建全国远程医疗质控网络,组织和指导开展质控工作;组织起草远程医疗管理相关规范标准,开展远程医疗相关专业人员的培训。

“远程医疗管理培训中心联通了2100余家医疗机构,撰写了6个相应的信息技术标准,并且有3个目前已经被国家卫生计生委采纳并形成正式文件发布。”卢清君说。

中日医院在我国远程医疗当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则是在2014年,国家发改委和卫生计生委联合发布了《关于组织开展省院合作远程医疗政策试点工作的通知》,中日医院成为国家远程医疗的试点。

在此后一段时间当中,国家层面又出台了多个远程医疗相关的政策文件,包括2014年8月国家卫计委针对远程医疗出台的一个专项意见,即《关于推进医疗机构远程医疗服务的意见》。

“我们首先对这个文件进行了详细解读。”卢清君认为《意见》对远程医疗行业在几个方面都有益,包括明确了远程医疗必须是依托医疗机构开展,服务内容包括病理诊断和远程医学影像诊断等。“以前叫病理会诊,现在叫病理诊断,因为现代信息技术已经可以保证会诊专家远程获得足够诊断质量的影像数据和病历资料,意义不一样。”卢清君说,“明确了病理远程诊断的标准,这就意味着远程诊断的专家需要承担相应的技术责任。”但是这些都需要详细的质量控制标准和医学管理规范来支撑,明确医疗质量和医疗安全的“红线”,这里有效的风险防范机制。中日医院作为远程医疗试点单位,有义务承担起标准研究和制定规范的责任。

中日医院的远程医疗设计了不同的远程医疗项目,来满足不同层次的医疗需求,包括影像诊断、病理诊断、远程会诊、远程查房、病例讨论,以及针对危重症病人的移动医疗。

“为了提高远程医疗的质量和效率,我们首先要花大量的时间对基层医生进行远程医疗技能培训。”卢清君介绍,在平均每例40分钟的会诊中,问诊和建议的时间仅占不到15分钟,其他时间都用在指导基层医生如何应对同类病例。“任何事情都是教育先行,远程医疗要提高质量和效率,首先要让大家知道如何运作、让首诊医师有能力正确采集病历资料、能够简洁明了的汇报病历和提出会诊请求要点。”

中日医院在提升基层医院医生临床技能方面设计了一整套方案,包括专业技术讲座,远程课堂,例如实时在线和非在线讲座,同时还开发APP等应用软件,帮助医生利用碎片化时间进行主动学习。

“这些课程我们要根据不同医生的需要,并配合住院医师的培训计划和专科医师培训计划来执行。”不仅如此,卢清君还提到,“我们中日医院的教育质量考核标准也可以通过网络与其他医院同步实施和考核。实现教育课程系统化、考核体系标准化,真正实现专科医师培训的同质化。”

2.需要第三方机构参与,合理配置医疗资源

值得注意的是,卢清君认为,远程医疗的推进需要第三方机构的参与,包括第三方医学检验机构和第三方业务运行机构。

国外已经有成熟的第三方医疗检验机构的管理经验,国内的第三方医学检验实验室也迅速增加,其优势主要是合理配置和使用优质医疗资源,这包括两个层面:一个是缺乏检验能力的基层医院,可以由第三方来提供医学检验服务;另一个是根据人口分布密度来规划区域内配置大型医疗检验和治疗设备,而避免资源重复配置所带来的浪费。

“互联网+”概念下的创新机制,应该是互联网信息技术与医疗的实质性融合,建立技术提供企业与医院、医生和基层之间的紧密合作关系。卢清君说,“我们建议签三方协议,就是会诊中心医院、基层医院和企业三方作为平等的主体,建立公平公开公正的合作契约关系。

“我们要提升远程医学中心的影响力,把优质的医疗资源辐射到更广的基层地区,同时实现信息共享、学科整合、强强联合等。”卢清君说,“但医院和医生没有精力做这些事情,就要交给专业的第三方公司来运营。”

引入第三方运营机构的思路,实际上已经在国家的试点政策中得到认可。2015年1月份国家发改委和卫计委发布的五省远程医疗试点工作通知中,各省的试点基本都有第三方运营机构参与。

第三方运营机构需要梳理正确的经营思想:最重要的应该是建立一个“以医生为中心的运行机制”、提升“以患者为中心的运行效果”,放弃以商业利益为中心的经营目标。而且第三方运营机构不能参与医疗活动,但可以为基层医生和患者家属在就医过程中提供方便、提供咨询和参考,帮助患者选择有益的就医决策。

理论上,引入第三方机构对推动远程医疗的发展十分重要。卢清君认为,这个机制的顺利运行一定要以多方共赢的原则来设计,而且让参与各方的分工、职责和义务非常清晰。

“首先要考虑到患者的利益,能够给患者尽快解除病痛,而且让政府的财政资源能够更有效的使用,中心医院、基层医院以及医生的利益、价值应该得到体现,调动他们参与的积极性。”卢清君说,“当然,作为第三方参与的社会资本还需要建立一个合理的商业模式。”

3.远程医疗推动医疗资源合理配置

在一个合理的运行机制下,远程医疗的作用是很明确的,包括提高优质医疗资源的辐射范围,增强基层医疗机构的诊疗能力,帮助基层和偏远地区患者就近就医,减少大医院当中大量常见病所带来的门诊压力等。

不过对于医疗机构,尤其是基层医疗机构而言,接受远程医疗还存在一些顾虑:担心基层医院一旦通过远程系统与大医院建立联系,那么基层医院的病人可能会在这个过程中被大医院吸走。事实上,近期诸多互联网企业陆续推出了网络挂号、专家直通车等直接连接患者与大医院专家的服务体系,确实给基层医院的管理者增添了这种忧虑。不过,卢清君并不认同这些做法。

“远程医疗对于县市医院来说,不是‘虹吸’,而是资源的再分布。”卢清君说,“一方面让轻症、常见病患者留在基层医院,合理配置大型设备,改善基层医院的硬件环境和医疗质量;另一方面,远程医疗有效避免了大型检查结果的重复检查、重复开药等现象,能够降低地方医保总支出;同时患者回归基层医院,可以吸引商业保险落户;减少患者非医疗性就医成本。”

卢清君希望通过远程医疗的实施,能够建立一个医疗新秩序。

“让基层医院承担更多的健康咨询、慢病康复、家庭病床、健康养老以及常见病、普通病的诊治工作,让区域中心医院完成多发病、常见病的临床常规治疗工作,而大学三甲医院承担复杂病、疑难病和危重症的诊治工作。”卢清君说。

这种局面其实正是当前医改一直所大力推动的分级诊疗。“我个人认为分级诊疗不是制度推行,而是医改带来的新秩序。当我们的远程医疗运行合理的时候,患者自然愿意就近就医,分级诊疗就会自然形成,医保支付体系也会相应地被分级。”卢清君说。

此外,卢清君还认为,在远程医疗当中,医疗机构之间的协同非常重要。这包括两个层面:一个是县级医院向乡镇去辐射,这会拓展县医院的业务,包括健康管理、体验等;另一个是省级区域中心医院之间取长补短、优势互补的协作。这一点某种程度上更重要。

“我们要清醒的认识到,只有大型医院联合起来形成一个行业协同的局面,才能共同领导行业的正确开展和发展,才能共同促进远程医疗的新业态,赢得一个健康的业态环境,而不是被一些所谓的商业新概念所左右。”卢清君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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