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社会老龄化日益严峻的背景下，医疗费用的支出正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失控状态。为了加强对医疗费用的管控，整个医疗体系的重心正在从以治疗为主改变为以预防和康复为主。美国政府提出的价值医疗正是整个医疗变革趋势下的产物。在这一前提下，医疗服务的评判标准更多的以结果为导向，这就要求医疗必须从原先以医生为中心变为以病人为中心。要满足以病人为中心的条件，互联网工具的优势性就体现出来了。因此，互联网医疗的蓬勃发展正是从已经开始实施价值医疗的美国开始的。

从美国的实践来看，互联网医疗的发展主要得益于整个医疗体系的变革，而非其对线下的变革。不过，医疗机构确实可以通过互联网的手段来帮助病人提高健康管理能力，从而真正的起到预防和控制疾病的效果。比如，大数据的积累和分析、疾病的管理、就医的提醒和遵照医嘱等。但总体来看，互联网给医疗带来的变革只是属于低烈度的，更多的是辅助性和从属性的。

中国的医疗体系还没有发生根本性变革，在政府依旧沿用原先的治理手段的前提下。在核心价值不发生根本性的转变下，互联网这一辅助性的工具并不能获得放大的效应，更不可能出现所谓的弯道超车的现象，想要寄希望于互联网改变医疗体系是不切实际的。

首先，互联网并不能提高医生的服务效率。互联网医疗提高的是医生预防和控制疾病的能力，也就是疗效，而非医生本身的工作效率。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互联网甚至降低了医生为更多病人服务的可能。因为借助互联网的手段，医生可以更好的理解和跟踪病人，并在适当时期对病人作出干预。但是，要实施这一整套服务流程，医生需要比原先为一个病人做诊断付出更多的时间，特别是在跟踪和及时干预上。

因此，在中国医疗服务两极分立的体系下，医生不可能借助互联网的手段为更多的患者服务。在现有的三甲医院体系内，医生看一个病人2-5分钟，这已经是看病的极限了，不可能指望他们在线上能以更快的速度去看病。而在非三甲的体系内，用户并不信任基层医生，这些基层医生尽管有很多空闲，但他们依旧乏人问津。

中国本身就是一个医生短缺的国家，目前的体制导致被信任的合格医生更是屈指可数。要改变这一现状不是依靠互联网就能做到的，而是需要对现有体系作出全面的梳理，从培训体系的导向到现行医疗服务制度的重构。所有这些都只有政府能去改变，与技术手段无关。

其次，互联网医疗更多的是控费的工具。美国互联网医疗的发展最大的增长来自远程问诊。由于美国线下问诊的费用较高，远程问诊能够为支付方节约大量的诊费，得到了支付方的有力推动。而移动医疗和远程监控的发展则能有效检测病情，方便医生及时干预，从而减少疾病拖延而产生的高额医疗费用。

不过，与线下相比，互联网医疗也改变了美国医生的收入结构。医生在线上问诊和远程监测所得到的收入也减少很多，他们这样做的动力何在？这主要是支付方式的变革引发的。美国的保险公司不再按照次数来为医生支付，而是按照结果。这要求医生必须改变原先的问诊和监控手段，进一步使用互联网医疗的工具来为病人服务。

但中国目前的控费还主要纠结在药价，因为医生的诊疗费用过低，远程医疗的价格优势完全不存在，依靠互联网医疗来进行控费的动力缺失。

最后，提高患者自律并不能改变医疗服务的本质。互联网医疗的手段确实能够改善患者的依从性和部分改变其习惯，但医疗服务的本质并不会因此而得到改变，线上只能为小病和慢病提供服务，真正的大病和疑难杂症还是需要线下完成。提高患者自律只能为治疗提供辅助性的手段，并不能决定性的改变医疗需要面对面的服务本质。

因此，互联网给医疗带来的变革注定是低烈度的，更多的是扮演辅助性工具的角色，没有能力也不必要去整体性改变整个医疗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