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南医疗卫生系统43名干部先后因贪腐被查处，办案人员查处一个院长带出一批老板，查处一个老板又带出一批医务人员，这些案件的查处和审理日前基本结束。系列案件暴露出，医疗设备采购成医务人员收受商业回扣重灾区，医保基金监管仍然乏力，医疗采购“明招暗定”藏猫腻，廉政风险防控与医德考评“筑底织网”仍显不足。

3000人次无病检查住院只为套取医保金

在海南纪检监察机关查处的部分医院套取医保基金的案件中，上至院长、副院长，下至科室主任、主治医生、护士等人人参与其中，病人办理入院手续时只要标明“请假病人”，表明这类病人不用缴纳住院押金，也根本不用住院，只是医院套取医保金的幌子。

海南省安宁医院是一家主治精神病的专科医院，2009年至2012年底通过虚开医嘱、虚开检查项目、虚列住院病人2962人次，套取医保基金2414万元。一些伪造的病历材料，不仅出现多个雷同病历，甚至不同患者检查项目的化验单数据竟然完全相同。

“科室实有86张病床，而登记的住院病人最高达到225人，是病床数的2.6倍。”海南省安宁医院一位内部人士说，医院利用8个科室1800多名参保患者的资料，虚开诊疗处方，伪造住院病历，虚构诊疗费向社保机构申请报销。

据办案人员介绍，海南省安宁医院的做法成为医疗行业内“公开秘密”后，一些经济效益偏差的医院也千方百计仿效增加收入。例如，东方市八所港区卫生院套取医保资金83万余元，中建农场医院套取医保资金47万余元。

记者采访发现，一方面，“以药补医”的医疗补偿机制不尽合理。医院纯劳务收入所占比例较小，而财政拨款又严重不足，海南一些条件较好的医院每年财政拨款不足其一个月的开支，医院主要依靠药品销售来补偿劳务收入的不足，海南各大医院药品收入占其总收入比例40%以上。因此，一些病人偏少的专科医院、乡镇和农场医院经营压力很大，通过骗保的方式为医院创收。

另一方面，原有的医保管理方式不能满足医保基金结算和监管的需要。据记者了解，海南医保信息管理系统功能单一，只有报账功能，没有监控和拦截警示，医保稽查主要依靠现场检查、票据核查等较为粗放的方式。海口市检察院的办案人员说，编造病历、开处方、治疗等多个环节，医院人员联手做手脚，监管部门短期内很难发现。虽然也有部分医院的工作人员对套取医保资金提出过质疑，但在医院院长带头违规违法时，单位监督机制形同虚设。

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朱恒鹏说，医保监管需要通过信息技术手段进行精细化审核，更重要的是，要对医疗数据信息进行研发分析，尽快转型为专业性医保经办机构，依托智能化的“医保基金智能管理平台”遏制骗保、欺诈等乱象。

九成贪腐人员收受医疗设备采购回扣

海南省卫生厅中医处原处长黄更荣、计财处调研员陈长琨利用国家每年下拨200万元的扶持中医药发展专项资金，在医疗采购中，提前告知供应商采购项目的预算价格、参数指标，甚至在制定采购标准时给予倾斜，收取商业回扣动辄数十万元。

在海南医卫系统的系列贪腐案件中，除了卫生行政主管部门负责人，部分省级大医院、市县医院收受商业回扣的人员涉及院长、科室主任、主治医生等，涉案人员中九成以上均在采购环节收受商业回扣，药品、医疗器械、耗材供应等与医疗相关的行业均有涉及。年仅35岁的一家县级医院药剂科主任王善书在药品采购中也仿效按照购药款的2%至3%提取回扣。海南一位参与医疗设备采购的投标商说，为了提前得知医疗设备采购项目的采购信息，最好的方式就是送钱，少则5万元，多则近10万元。

记者翻阅大量案卷了解到，采购环节成为医务人员收受商业回扣的重灾区。

首先，由于药品、耗材采购具有长期性和重复性，且货款通常定量按期结算，导致商业回扣时间跨度长、次数多。例如，海南一家医院总务科科长3年9次收受回扣10万元，检验科主任3年18次收取回扣15万元。

其次，由于医疗器械使用的专业性和差异性，医院科室很容易在制定产品参数时锁定特定厂家，为少数干部谋取利益提供了便利。黄更荣坦言，只要院方提出“技术门槛”就可以轻而易举地确定最后中标人，医院设置的技术指标，最后能入围者也就一两家，招投标也就成了走过场。

“迫切需要完善医疗器械定价、采购制度和标准，加大监管力度。”中国医药协会副秘书长庄一强说，医疗设备的采购要形成其他专业监督机构为辅，社会中介机构、供应商、新闻媒体、社会公众为补充的监督体系，避免通过设定特定技术参数，有倾向性招标。

医院院长带头贪腐防腐“筑底织网”仍待加强

记者采访了解到，海南部分医务人员收受病人家属和医疗设备供应商的“红包”与“回扣”一度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事情。2013年海南医卫系统违规收受“红包”、“回扣”专项清退中，共有2055人向省纪委廉政账户上缴1261.5万元。一些老医务工作者痛心地说，现有的医德教育、考评制度大多流于形式，没有起到监督和警示的作用。医务人员收“红包”、“回扣”现象普遍存在，说明医疗卫生主管部门和部分医院日常管理存在严重漏洞。

从这些贪腐案件来看，首先是部分涉案医院的领导干部道德底线滑坡，以权谋私，带坏了医德医风。海口市美兰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原主任陈春杏通过刷公务卡及单位转账方式支付女儿婚宴费用十多万元。海口市第三人民医院两任院长“前腐后继”，前任院长吴邦发任职10年，聘任医生、护士从中收受“好处费”，在药品采购、医疗器械采购等方面受贿103万元，后任院长吴清壮也因受贿罪获刑5年。

其次，绝大部分涉案医院的纪检工作和各项规章制度没有得到很好地执行，群众监督的约束力比较微弱。从2009年开始，医卫系统收受“红包”、“回扣”之风愈演愈烈，然而截至案发前，没有一人因此受到警告或查处。海口中院办案法官说，万宁市人民医院原院长林俊杰对医院的管理演变成家长制，院务会议成了一言堂，致使院务会议和招投标等都失去了制度应有的约束效应。

专家表示，医疗卫生系统对重点岗位和关键环节的廉政风险防控制度建设流于形式，权力运行缺乏监督制约，存在“暗箱操作”和“潜规则”等行业不正之风和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的土壤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