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武汉市的电视问政现场，一位来自英国伦敦、在同济医学院攻读博士学位的老外，针对中国的医疗乱象，向分管医疗的副市长秦军连发三问：是不是现在医院的医生收入和病人消费挂钩?患者是不是成了这些医生眼中的“唐僧肉”?突出公立医院的公益性改革需要多长时间?此位老外盼望中国快速进行医疗体制改革的急切心情溢于言表。

中国的医疗乱象由来已久，广大公众也抱怨了很久，可是直到现在并无改善的迹象，老百姓只能在忍耐中无可奈何的面对现实了，早就失去了当初盼望改革的强烈热情。中国的医疗乱象，表面现象是就业难、看病贵，小病大治、无病大治，重复检查、变相收费，实质上是花了钱、费了时也治不好病，根源性则是政府决策失误，把公益性的事业当成了经营赚钱的企业，抽掉了公立医院的血液，医院为了生存而把病人当成了“唐僧肉”。

应该说，医疗乱象是明摆着的，而且是摆了若干年，并且引起了全社会的极大关注，导致公众极大不满，每年还成为两会的热点话题。问题也是明确的，那就是政府将公立医院强行推向了市场，医院必须向市场要效益，否则就不能生存。解决的办法也是明确的，那就是恢复公立医院的公益性质，让医院从企业回归事业本位。可是，这样一项事关全国人民幸福的改革事项，一直没有多大进展。应该说，不是做不到，而是政府官员不想做或是没有积极去做。

为何说政府官员不想做或是没有积极去做呢?一是涉及财政预算问题。原来，医院的开支、医生的工资由财政拨款，后来不拨了或是少拨了，省下来的钱自然被用到别的地方。现在，一下子要收回来，而且随着各项价格的上涨和成本的增加，要将医院包下来就要投入大量的财政预算。钱就那么多，此长彼消，削减哪些方面的开支而用于医疗改革就成为政府的头痛之事。政府难下决心，医院改革也就卡壳。二是官员看病有特权。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在医院改革方面表现得极为明显。不用说官员本人就医看病相对方便一些，少数官员还享有不用挂号、不用门诊、享受专门服务的特权，就是官员的家属也随带沾光，而医院改革的决策权就掌握在这些官员手里。由于不能切身体会老百姓就医治病的疾苦，医院体制改革也就一拖一拖，成为一大社会问题。

老外自然不知道中国医疗改革面临的一些深层次问题，所以率直地对中国的医疗改革连发三问，而且直指要害，体现了一名学医者的职业道德修养。对于医生，历来都把治病救人作为追求，而不是挟病谋利。现在由于体制方面的原因，在医疗管理体制方面颇有点逼良为娼的味道。在这种体制之下，医院与医生干出一些与自己的职业道德相违背的事情出来，医院与医生自然有责任，但管理机制的责任则是主要的。

这位老外问，是不是现在医院的医生收入和病人消费挂钩?现场顿时一片哄笑。哄笑的不是这位老外不该如此发问，而是这已经是全国人民都知道的秘密。其实，也不是这位老外不知道这个秘密，因为他就听说过有的医院将争创“亿元门诊”作为一个目标，每个医生身上都有指标，他是这种方式向武汉市副市长发问。政府把医院推向市场，一方面让医院赚钱养活自己，一方面又要医院不要一切向钱看，而自己却当甩手掌柜，显然极端不负责任。如何体制不改，不论进行多少职业道德教育，开展多少规范医疗活动，查处多少过度医疗人员，都于事无补，因为只是治表，没有治本。

这位老外问，患者是不是成了这些医生眼中的“唐僧肉”?在老外的逼问之下，武汉市副市长秦军也不得不承认， “这个现象是大量存在的，我不否认”。秦军说，科室有指标。在指标压力之下，一些医院与医生自然采取一切方法从病人身上榨取收入。问政现场播放了一个短片：在武汉市三医院耳鼻喉科门诊，督察员表示自己有耳鸣现象，科室主任建议他做了一个150元的听力测试报告。看着结果，科室主任表示，“听力正常，但这个耳鸣的情况不太好，现在是间断发生的，如果是继续下去，就算来找我看病也是无能为力了，你这需要住院全面检查”，当即给督察员开了住院通知单，理由是“耳鸣原因待查”。他还表示，住院之后会进行脑部CT等检查，大约需要住院一个星期，可能费用会在6000元左右。第二天，督察员来到同济医院进行复查，医生检查后告知，应该是炎症，耳鸣也很正常，只要没休息好，都会出现耳鸣状态。这位老外表示，如果跟着短片里这样的医生实习，他将成为一名不称职的医生，会对不起自己的病人。这就是一名合格医生对职业的敬畏，可是中国的一些医生早就没有了这个敬畏。一项不合理的管理体制，就轻易推毁了一些医生本该具有的职业敬畏，这是多么可怕的事情。

这位老外又问，突出公立医院的公益性改革需要多长时间?这位老外问了前两个问题之后，秦军承认“这个现象是大量存在的，我不否认”，但又表示，要解决这个问题非常复杂，现在正在进行的一系列改革，就是为了处理这个问题。“主要的内容，是加大公立医院的改革，突出医院的公益性，加大政府投入，使公立医院的运行更加规范。”秦军说，要通过这些工作的完成，来破解医疗机构和病人消费挂钩的问题。秦军的思路是清楚的，改革线路也是正确的，关键在于何时能够实施，并且让老百姓满意。所以，这位老外立即追问，“那么需要多长时间改善?”秦军表示，这个过程不好说，但相信这个日子的到来不会太漫长。是啊，一名副市长确实无法准确回答这个问题，只能采取模糊的办法。中国的事情非常复杂，对于医疗改革，老百姓呼吁了这么久，官方也宣布已有一千多家医院进入公益性改革轨道，可是老百姓却没有感觉。这种现象不是医疗改革所特有，而是存在于许多改革当中。事业单位改革进行了二十多年，老百姓也是没有任何感觉，好不容易出台了管理条例，人社部一句话就使事业单位养老保险改革不能实施，足见中国改革之难。医疗改革之难也难在这里，老百姓着急，作为既得利益的官员不着急，所以国务院不得不派出专项检查组，对政策的落实情况进行督查。老外连发三问，表明外国人对中国的改革比中国人还着急，对此不知道某些负责改革的官员有何感想。伟人说，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中国的医疗体制改革还要拖多久?